| 布衣书局 > 布衣论坛 |  |
| “南玲北梅”之我见——兼回应谢其章之观点（陈言） |
| 作者：眉睫 提交日期：2014-06-19 12:47:02 |
| 一
“南玲北梅”之说初次见诸文字的，是陈放的《一个女作家的一生》（载《追求》1987年第4期），其中谓： 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读者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和北方的梅娘，是读者最喜爱的两位年轻的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 最早质疑“南玲北梅”一说的，是徐迺翔的《梅娘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1期）。徐文在表明“‘南玲北梅’之说已无从考证”之后，继而提出将二者并置论述的可能性：“不过，梅娘那质朴而清隽的创作风格，恰也与同时代的张爱玲构成了鲜明的对照。”随后，张泉在他的《华北沦陷区文学中的史事辨证问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指出：张爱玲文学生涯的辉煌期是1943~1945年，1942年尚不具备评选“南玲北梅”的起码条件。大概因为这两篇文章都刊发在学术期刊上，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2005年同心出版社出版《梅娘近作及书简》之后不久，止庵撰文《关于“南玲北梅”》（《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30日），用多种证据明辨此说的不实之处，文章写得理致密察，成为郝啸野、陈福康和谢其章等人持论的源头和基础。“南玲北梅”说一度成为媒体小范围讨论的焦点。 在笔者看来，围绕“南玲北梅”之说如果有再生意义，有如下两条路径可探寻：其一，继续下工夫考证历史资料；其二，考虑它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张泉推出两篇文章：《“南玲北梅”辨析》（载《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4月3日）、《构建沦陷区文学记忆的方法——以女作家梅娘的当代境遇为中心》（载《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他以为，“当时的人或现在的人虚构出南玲北梅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不过，如果从张爱玲、梅娘二位女作家的作品当时在南北沦陷区文坛上的实际影响来看，从她们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定位来看，此说基本上没有离谱。比如，由中国现代文学馆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代表作书系’（华夏出版社，1998、2000），收入了爵青、梅娘、袁犀、关永吉、张爱玲、予且六位沦陷区作家的专集，其中，只有梅娘、张爱玲是女性。”张泉还指出：谢其章反复提及的郝啸野一文有关臧式毅、叶兵的订正精确、翔实，但是郝文本身也难完全避免史实差错。进一步而言，梅娘的回忆和记述文字中的确存在差错，但对差错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差错本身不应该成为判定价值取向的依据，作家的文艺创作毕竟不是学者的学术著作。也就是说，他承认“南玲北梅”说的现实意义。 而上海沦陷时期著名作家柯灵与幼年有过沦陷区生活经验的诗人邵燕祥均认可“南玲北梅”一说。柯灵于1997年8月16日在为《虹影丛书·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 北平沦陷区，则有著名的梅娘，当时与张爱玲并称，曾有“南玲北梅”之说。 另据“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张均于2014年5月7日《再见梅娘》《梅娘怀人与纪事》新书出版座谈会上披露：诗人邵燕祥在接受他的采访时说，梅娘的作品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小时候曾有依循“南玲北梅”一说去寻找她们作品的经历。 我举这两个例子，并非是为了证明“南玲北梅”的说法早在沦陷时期就已出现，因为就学术规范性而言，这两个例子的时间点都是在1990年代之后，不足以成为证据。但是她们的同时代人能够欣然接受并认可这一说法，自有其道理。 笔者近期刚刚完成《梅娘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的整理工作，据统计，在目前26篇专论梅娘的硕士论文中，有4篇直接以“南玲北梅”为题；在近200篇评论及学术文章中，以“南玲北梅”为题进行论述的近20篇左右，而其他大量的评论及学术论文在运用比较研究的视角时，也往往将这两位作家并置论述。这表明：尽管“南玲北梅”说的出身、来历颇为可疑，但它却以不可挡之势，越来越被治现代文学者和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引用、接受并阐释，成为学界观察日本殖民时期南北沦陷区女性创作异同的有趣而且有效的视角。即便此说沦陷时期不存在，但是现代人反观和叙述历史，鉴于二人在南北沦陷区的地位、出身、经历和写作风格，将其并置论述，以廓清沦陷时期不同地域女性创作的特质，我以为“南玲北梅”一说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故而一味地反对，未免简略疏失。 然而在媒体上，“南玲北梅”之说则呈愈演愈烈的态势，竟至发展到人身攻击。其中用力最勤的，莫过于谢其章。他关注梅娘久矣。近有刊于《东方早报》的《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上）、（下）（5月11日、18日）；在此之前，他还写过《当年就没有“南玲北梅”这回事》（载其2012年的大著《玲珑文抄》）；再往前，就是刊载于《藏书家》第十二辑、第十五辑的《拨开迷雾说〈杂志〉》和《我本无心做“张迷”》两篇文章。载于《藏书家》的这两篇文章涉及梅娘的文字只是沿袭他人旧说，没必要在此赘述。不过依然要指出的是：谢文多处提到的马德增书店，并非仅如他所说，“只是东安市场旧书铺里的一家小书铺”。这家个体书店致力于经营新书，尽管规模小，但是从北京沦陷时期到人民共和国初期一直都在从事文学文化类书籍的出版活动。台湾寓京著名作家钟理和生前唯一结集出版的著作、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夹竹桃》就由马德增书店出版，谢人堡、雷妍等北京沦陷区重要作家的作品也选择在此刊行。张泉还通过官办周刊《中华周报》曾刊登的启事，寻找到其官方背景的可能性，启事称：“本报直接订阅现均由华北出版配给会北京支部（王府井大街64号马德增书店）直接办理”（1945年3月25日）。一方面，马德增书店是否做过或者宣称做过“读者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跟它的“书铺”身份无关；另一方面，梅娘能记住一个不错的书店的名字属于正常，但谢先生就此而推断“这个位于东安市场里的书店经常代销梅娘的书，常与梅娘打交道”，一是不知其根据何在，二是不知其用意何在。 其次，谢其章在《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中根据陈放提及的“青年女导演柳青是她（梅娘）的长女”，就推断“由于柳青与陈放是同行，所以陈放才能知道有个梅娘‘大隐于市’，所以陈放才可能采访单小燕和梅娘这两个看似毫不搭界的女人（实际上有一根线牵着，这根线就是电影），所以有知情人称，柳青也参与了‘南玲北梅’的出笼”；谢先生还从网上搜到陈放的生平及创作，以此证明写过电影文学剧本的陈放跟柳青有关联。而他没有搜到的是：陈放原本就职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与梅娘同事，他们成为忘年好友，根本不需要柳青作介绍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柳青“文革”后期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1980年代初任职于中国新闻社。据笔者所知，其时柳青既不知晓张爱玲的文学声名（在1980年代，就是很多著名作家都不知道张爱玲的存在，何况文学圈外的柳青？！），对母亲梅娘的文学世界亦很陌生（当然这也与梅娘平日里不跟女儿谈自己的过去有关），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她与其他读者一样，是在读了陈放的文章之后，才对她们过往的文学世界有所了解的。谢先生这种毫无依据的推断不仅是对柳青的极大伤害，也是对那段本已暧昧的历史的进一步歪曲和抹黑，不知道他意在何为。柳青1989年赴美，不久嫁给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最早投资北京房地产的北美商人卢堡。在先后拿到加拿大绿卡和公民证之后，因为业务上的关系，柳青夫妇经常在加、美两居住地间往返。柳青为了弥补对母亲的亏欠，经常把梅娘接到身边；梅娘当时的护照签证可以在十年内多次往返探亲，她说自己1995年初夏寓居美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梅娘近作及书简》中收录的仅是梅娘大量书信中极少的一部分（计划将于明年出版的《梅娘全集》将会单列“书信集”），仅仅读了几封书信，就开始质疑梅娘逗留美国的事实，是不是太轻率？他又进一步言：有逗留美国的可能，“但是最大可能只是在美国领空掠过”，语气也显得极为轻佻。 谢文列举了一些“唾手可得的材料”，声称如果“全部摆在眼前，稍加分析串联，‘南玲北梅’之真相便昭然若揭。”如果谢先生是本着学术精神来澄清一段糊涂的历史的话，那么笔者必须指出，学术研究要求使用的材料不能是“唾手可得的材料”，必须是尽可能搜集全部的先行研究成果，并对其进行有效地分析，继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谢先生所列的学术论文相当有限。此外，谢文除了孜孜于阐释陈放那两篇文章在刊载形式上的变化，提到张泉在文章引用方面的出入，对其他材料基本不做分析，似乎在他看来，那些少得可怜的材料摆在那里就能成为证据，这显然有违学术精神。我想就谢先生在资料选取和分析方面作进一步分析。 比如，谢文所列举的《从“南玲北梅”说起》一文因为刊载于《人民日报》，作者又是该报的记者，故而在质疑“南玲北梅”一说时被视为权威，屡屡被引用。然而在笔者看来，该文质疑“南玲北梅”所引用的无非是止庵的观点，并无新材料，刘琼想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出版社竟然出了当年获得日伪殖民当局设立的文学奖的人的书，而且这个人的丈夫当年供职于日伪报纸《武德报》报社，这种出版行为岂不是对民族历史大义的挑战？！ 不可否认，日本殖民当局召开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其初衷是服务于“大东亚圣战”，推行“国策文学”。然而悖论的是：那些获得“大东亚文学奖”的作品基本上是疏离日本殖民政治的，其中甚至不乏民族反抗意识的作品。梅娘的那两部获奖作品当然也没有任何迎合日本殖民当局的意图和言论。这一方面与沦陷区作家“心理抵抗”的社会环境有关，因而通过追求纯文学来谋得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是简单的积累和征服过程，而文化殖民也并非总是以强势文化摧毁弱势文化的方式运作的——这恰是驳杂的殖民情境的反映。梅娘的丈夫柳龙光的确供职过隶属于日本当局的报社，但仅因此就有理由剥夺几十年后梅娘的著作出版权吗？在没有对柳龙光作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对其作政治评判，并且拒绝出版与他有关系的人的著作，在沦陷区文学研究逐步深化的今日，这种视野与株连心理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与“反右”和“文革时期”看待沦陷区文学的视野并无二致。 作者刘琼还说：“根据梅娘在《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中的解释，大东亚文学奖是纯文学性的，是日本不得已而为之的文化行为”。而笔者查阅整本书，发现梅娘的相关论述是：“得这个奖的同时，我就意识到这将是个走不完的怪圈，我不知道我将怎样去向爱我的读者说清楚，这毕竟是日帝文学报国会操纵下的产物。”（第24页）“《鱼》、《蟹》先后得了‘大东亚文学奖’之后，使我困惑了好长时间，我没有为‘大东亚的文学共荣’做过贡献，为什么要颁奖给我？”（第169页）梅娘根本没有说过“大东亚文学奖是纯文学性的”之类的蠢话，只能说，这是作者刘琼的臆测。 谢文说：“近年来相继有《华北伪政权史稿》（2007）《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2012）《伪满洲国文学》（2001）《汪伪政权全史》（2006）等专著面世，里面大量的原始档案材料，完全可以佐证郝啸野的观点”。这句话存在如下缺陷：一方面，既然说是“相继”出版，那应该按照出版时间的先后列举书目，正确的顺序是《伪满洲国文学》（2001）《汪伪政权全史》（2006）《华北伪政权史稿》（2007）《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2012）。另一方面，只列举书目，以“大量”、“完全”等模糊字眼表明自己的观点，不是学术的态度。作者应该做的，是一一列举其中的证据，来一一佐证郝啸野的所有观点，而不是列举一大堆书目摆在那里。 谢文谓：“‘南玲北梅’最大的破绽是‘联合发起’这四个字，也就是郝啸野文章所说：‘当时北平和上海两地的文化界实际上处于隔绝状态（日寇对东北、华北、华东及华南等占领区，一直是实行“分而治之”的）’，更不可能有京沪两地的书店联手开展读者的问卷调查活动了。”事实上，尽管各占领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但文化界并非处于互不来往的隔绝状态。以“满洲国”与华北为例。1941年日伪当局在“满洲国”实施的《艺文指导要纲》之后，“满洲国”文学生态环境恶化，作家纷纷出逃到北京，结成北京文坛上的满洲帮。寓居北京的东北作家利用各自的人脉，拉拢东北友人在华北报刊上发表作品。如北京的《中国文艺》刊载满洲作家作品；华北作家协会推出“华北满洲交换作品特辑”，等等，“满洲国”的“国报”《大同报》也辟出关于华北信息的版面。1943年10月下旬，京、沪沦陷区的文化官员曾商议建立南北方统一的文学团体事宜。殖民模式的差异反而造成了人员的流动与文化的流转，从而丰富了沦陷区文学的样态。 谢文说“我不得不拿出这张梅娘领奖的照片”，又是对当时历史情境的误解。梅娘的确参加了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且小说《蟹》也获得了大东亚文学奖，不过作者贴出的是梅娘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的照片，并非领奖的照片。梅娘获奖与她说“我仍然没有去领奖”是两件事，并不矛盾。她当时是否亲自领奖，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文字和图片佐证；能够证明的是：她本人没有使用这笔奖金，依据是：《中华周报》曾刊出梅娘委托中华周报社设立“梅娘氏奖金”的启事，“以其昨年荣受之奖金二千五百元全部……征求创作短篇小说一篇，以资鼓励短篇小说之创作。”（1945年4月8日） 二 有人以为梅娘是为了攀附张爱玲才制造了此说，但是别忘了，梅娘还曾谦卑地说过：“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我没有她的深邃，我的书生气质和忧国激情，能配上她的深邃可能就完美了。” “南玲北梅”一说受到质疑的潜在意识，是一些张爱玲研究者或者“张迷”骨子里认为二者的创作存在明显的高下之别，梅娘根本不配与张爱玲并称。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张腔”语言，看她在字眼、词语、修辞诸方面的异调别声，以及她那独特的叙事哲学，其惊艳效果的确非梅娘所能匹敌。然而这不足以成为评判一个作家价值的全部。梅娘漫长的人生历程折射了中国百年历史的演变，而她长达77年的写作生涯也纪录了中国的政权更迭和家国灾难。作为最富文名的北方沦陷区作家，梅娘的创作反映出了殖民地一部分人的生活和思想。透过梅娘这一个案的研究，不仅能够了解到日本殖民主义与殖民地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探寻到梅娘及其同时代人对殖民主义的回应、挣扎和纠结，而且透过文学文本能够洞察到日本殖民统治在殖民地的某种历史构造。日本学者岸阳子曾指出： 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梅娘明智地认准了自己想说的是什么？”“现在能说的是什么？”并且竭尽全力地倾诉了。可以说她的作品通过对比“爱国抗日”更深层次的人类存在根源的凝视，获得了不朽的价值。（岸阳子：《论梅娘的短篇小说〈侨民〉》，赵晖译，载《抗战文化研究》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梅娘的这种文学特质也正是她在文学研究中不断被经典化的先决条件。遗憾的是，梅娘研究看似涉及的议题广泛，但是视野不够开阔，研究主题趋同；梅娘年谱、梅娘著译系年、梅娘研究目录等基础性资料尚未整理完毕；目前连一部像样的传记作品都没有。而这些都是我们治沦陷区文学者迫在眉睫的工作。 谢先生开篇就说：“‘南玲北梅’算是个半老不新的话题，现在重提，我也觉得没啥意思了”。我则相信，随着梅娘研究和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在学术领域，“南玲北梅”仍然是一个具有魅力的话题。只是如果反复纠缠于具体历史事件的某一枝节，将很难获得开阔的宏观视野。谢文貌似有材料、有观点，但使用资料相当随意，对现有的学术观点没有分析和吸纳，展开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与深入问题的路径都有问题。这也是我拜读谢文之后，感觉他无法摆脱“南玲北梅”一说给他带来的重复的困境的原因所在。而谢文的影响之大、流弊之广，也是让我深感在媒体与学术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深深的鸿沟。我写作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思考，能够让人以一种更为温和的心态来观察沦陷区作家和历史，来平复一下弥漫在心中的戾气；而写完之后，我则心生无力感。然而无力又如何？还是抱着绝望的心情努力地做吧。 |
| 作者：傻子哥哥 提交日期：2014-06-19 12:59:46 |
| 还得雷锋出来。。。楼主。。。再次说一声。。。如果是转帖请注明出处。。。好么？？？？
==================== “南玲北梅”之我见 ——兼回应谢其章之观点 陈言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6月18日 05 版） |
| 作者：眉睫 提交日期：2014-06-19 13:09:30 |
| 上文作者陈言，文章见于本周三《中华读书报》。为文平和，论述清晰，从中读出一个学者的严谨风范。不过，结论认为“南玲北梅”一说“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则不免持保留意见，毕竟二人成就高低，是否可以并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者接着说“故而一味地反对，未免简略疏失”，似乎“故而”不起来，前后并无因果关联（不能因为自己支持，故而别人反对就是错的？），宜删除“故而”二字。
文还提到梅娘全集之事，有书信集，乃想起五年前，梅娘关于她儿童文学创作有致我信一通，似对研究梅娘与儿童文学之间有一定参考价值。 |
| 作者：眉睫 提交日期：2014-06-19 13:12:14 |
| 我正在打字注明了发表出处(为避免嫌疑，特地在标题亮明作者陈言），中间有事出去一趟耽搁几分钟，并接着写帖子！
梅光迪与新文化运动一文我就是作者，可以不注明作者、出处吧? 兄以为呢 |
| 作者：傻子哥哥 提交日期：2014-06-19 13:17:49 |
| 梅光迪与新文化运动一文我就是作者，可以不注明作者、出处吧? 兄以为呢
============================= 个人的文字，有“书林清话”栏目：））））我给你移过去 |
| 作者：傻子哥哥 提交日期：2014-06-19 13:20:20 |
| 个人。。意思是论坛网友自己发的文字。。。：））） |
| 作者：kang 提交日期：2014-06-19 16:06:28 |
| 很好的文章，就不知老谢怎么回应了 |
| 作者：一豆 提交日期：2014-06-20 01:47:43 |
| 谢文列举了一些“唾手可得的材料”，声称如果“全部摆在眼前，稍加分析串联，‘南玲北梅’之真相便昭然若揭。
---------------- 此人太想当然了，以为写什么文章都是写"书话"。"书话"是什么东西？ |
| 作者：顾安 提交日期：2014-06-20 10:25:05 |
| 转两篇博文
梅娘周年纪念：“命硬”的孙姨 有一次打车去见梅娘，路上和出租司机讲起老人家的遭遇：两岁没了亲娘，16岁没了亲爹，不到30岁没了丈夫，40多岁没了一儿一女。不知梅娘何许人也的司机脱口而出：“这老太太命硬！” 生于东北，求学在日本，辗转于华北、华东、台湾，短期居住于加拿大，终在北京生活大半辈子的梅娘，不单扛过了从父母、丈夫到子女一个个离开的惨痛，更扛住了家乡沦陷、国破家毁、山河破碎、动荡无依、残酷斗争、尊严剥夺等等时代风云的摧折和碾压。——她很坚硬。 一、从梅娘到孙姨 我第一次上门拜见老人家，就说：我叫您孙姨吧，史铁生先生写的关于您的文章，称您孙姨，这个好听。老人家未置可否，我就这样叫下来。那次是去签她的《梅娘近作及书简》合同，和同心社两个同事一起去，谈这部稿子的编辑意见。我是责编，责任在细节，有备而去，我的想法说出来，得到她首肯。临别，她说：继续交流，有啥想法或需要，就到家来。 其实，去她家之前，我已经在国家图书馆将她的生平资料、个人著作浏览一遍，还整理了一份简单的创作年表。这本由侯健飞先生编选的近作，内容比较起她“出土发掘”的第一本《梅娘小说散文集》，没有那么厚重、丰富，但十分新鲜、生动。我们很快确定了体例，书名约定再议，随后顺理成章、按图索骥补充了些她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报纸发表的文章、最近的书信、一组从历史到现实的照片，前期编辑工作就告完成。我后来前去的谈话，即从书本谈到了她自己和我自己，她感慨，我和她大外孙女蓉蓉几乎同龄，对人对事对生活的体会与看法却多有不同。忘年之交的厚谊，就此结成。 她说，作为一个小说家，她对人的认识和判断很自信。她邀请我下一次带着爱人和孩子一道去做客。 我携妇将雏去了。女儿夔笳是小学生，孙姨很高兴，她和香港一对小姐妹通信十几年，陪伴着她们从小学生成长为大学生。就眼前所见夔笳小朋友的一些习惯，老人家直言不讳地批评，且直指我们大人的教养问题，她说：不能太娇！我是大家庭出生，家里有许多佣人，但从小，内裤内衣也是自己洗的。孙姨的批评，我接受了让孩子自个收拾内衣内裤一项，另加上洗袜子，搓毛巾。但娇宠这一点，我自认不属实，实在讲，我们没这条件。后来，我们一家也不时到孙姨家，夔笳从她的孙奶奶那里，获益匪浅。 我独自到孙姨家去，时勤时惰，但每次去，老人家都很高兴。电话过去，她总是问：小荣，这么久没你的消息了，还好吧？小小荣怎么样啊？——你来吧。她家里来了学者，也会邀我作陪，我因此结识了好几个学者群体，大陆的，台湾的，国外如加拿大、日本、韩国都有。对我的职业促进，对我的学识积累，都大有帮助。 那时候，她还坚持不请护工，自己独自打理生活。我去的时候，有时陪她出去买菜，和她一起做一顿简单的午餐或晚餐，一般是粥或面条，就着超市买的凉菜或罐头食品；偶尔我们也会去饭店，我们吃过友谊宾馆餐厅的大餐，吃过金钱豹的自助餐，吃过真功夫的快餐，吃过路边小店的饺子。每次孙姨坚决买单，她说，你还在养家糊口呢！她和她的研究者张泉先生一样，最关心我的生计：你要租房子，你要供孩子，工作还不稳定，你人还挺不安分。 在家里，我们就闲聊，她手边一个小本，一支圆珠笔，说着话，不时会记点什么，也会让我把不标准普通话说道的某些句子写出来，尤其我们提及的一些古诗文句子，写下来，再看几眼。回头想想，孙姨和我的交谈，文学并非第一话题，小说、诗歌、散文都非我们谈论的主题，而其外，比如我们最近读到的书，报刊上的文章，我所见最近网上、涉及到她的文字，会谈很多。我们谈的，是这些文字、书本和事件底下的人心人情人性……。她会复印一些文章，还有一些她给亲友、学者的信件，往往送我一份，其中多是关于人生、社会的观察和想法。 在这些谈话里，她经历的人间苦难，让我敬重而痛惜；我个性的简单和倔强，让她同感又心疼。她令我如坐春风、率性自在，我让她开心温暖。对人对事的看法，在人生观世界观上相互认同，她以她的苦难体验和善意坚守，时时拨正我、鼓励我。大概如此吧。 二、关于“南玲北梅”及争议 《梅娘近作及书简》出版时，赶上北京市社科院文学所开一个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研讨会，我联系印厂直接送100本书到会场，与会老小，欢欢喜喜抱着书来请她签字，还有二三有心人请孙姨签名后还要我也附上。孙姨由此让我给她刻制了一枚签名章，我从她收藏的一册猫头鹰画册上，将韩美林题赠的“梅娘”二字做了字模，刻成，老人家很高兴……她说，她很喜欢韩美林的画和工艺美术。以后，她送我新书，就盖上这个印章。 但《梅娘近作及书简》出版不到半年，意外引起不少媒体关注，书评人止庵先生从年代的质疑发端，以考辨方式指出，“南玲北梅”一说不可信；由此引发另一名郝先生撰写长文，升级为梅娘的回忆编造历史；更想不到的是，《人民日报》也发表一篇“文艺点评”《从“南玲北梅”说起》，直指“出版社和媒体的编辑审稿却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把关不严，甚至毫不作为，以至发生重大历史错误”。出版社主管单位立即电话到社，要求说明《近作》一书的出版情况。 社领导非常清楚我编辑此书的前期准备与把关情况，安排我撰写一份情况说明，特别强调：不能写成自我检讨。由于涉及梅娘当年极“左”思潮下“右派”、“特嫌”等身份平反问题，他们指示我拿着北京日报社开据的介绍信，前去梅娘工作单位查实有关文件依据。 之前，北京社科院文学所张泉先生告诉我，当年他做梅娘研究就想查阅梅娘档案，据说有一小车，人家不给查，如果我能接触到这个材料，那可太好了。我兴致勃勃拿着大红公章介绍信就去了。 我先到孙姨家询问，她说，那时候平反是一批人通知的，个人并没有给文件留存，只能到单位档案馆查。档案管理员看看介绍信，先是答应查询，但在我等候大约二十分钟后，突然又告诉我，报社级别不够，必须要更高级别主管单位的介绍信。我不能查阅。 我回社汇报，请教领导指示下一步怎么办。孙姨的电话过来了，让我去她家。一进家门，她的两三位牌友也在，老人家说：“小荣，你可别再查我的档案了，厂里都乱哄哄了，说有人要查梅娘，是不是又出了什么问题了？又要搞什么运动啦？怎么这么多事儿！”我哭笑不得。社领导十分体谅，指示说，别查档案了，把编辑经过写一写，把不让查的事情说一说，交主管部门去决定吧。 当我拿着该书编辑说明，交到主管单位一位处长手上，向他絮絮叨叨说起查档案而不成的经过、梅娘老人的反应，他出乎意料、很坚决地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个别人的意见，不能代表党和国家，梅娘身份早有定论，你们不要再纠结此事，到此为止！到此为止！ 针对止庵先生和郝先生、《人民日报》文章的质疑，幸有张泉先生和一位叫殷实的记者，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图书商报》各发表了一篇长文（分别题为《“南玲北梅”辨析》《写给张爱玲的信徒们》），进一步辨明“南玲北梅”一说的真伪及其来历，以及如何看待回忆里的史料等问题，该风波似乎过去了。然而，梅娘去世后，一些学者接受媒体采访，罔顾学术公器的公正和尊重逝者的道义，重提“南玲北梅”造假，还有人信口将其责任暗示、明示在梅娘自己身上！ 作为专事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学者，张泉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南北文学中张爱玲、梅娘二人的实际影响，得出这一说法“基本上没有太离谱”的结论；他还指出，“南玲北梅”之说首见于陈放1987年的一篇文章《一个女作家的一生》，本非梅娘自己的说法，当其不胫而走之后，她一直视之为商业炒作的口号。 就我所知，孙姨并不接受这个“封号”，她始终自视文采不及南玲，也始终不赞同张爱玲将人生看得千疮百孔、阴郁黑暗。“南玲北梅”一说，作为书业销售广告词，于她老人家无益，其实也无伤，与她根本无关。老人的回忆文字容或有误，甚至不少的误漏，但不掩她一颗始终向善、坚守光亮的心。在今天这个猥琐和伪劣犹如雾霾、大肆侵害人身心的年代，善良和亮光更需要善意的打量和呵护。 三、陪孙姨散步 2006年冬天或下一年初，柳青大姐和孙姨商量，拟安排她一次欧洲之行，了结一个未曾实现的心愿。孙姨问我：“我也老了，要个陪伴，你陪我去吧。”我大喜过望，向单位领导提出，且列计划、拟标题，以和梅娘合作写一本书稿为诱饵。领导不同意，且好心地提醒我：那么大岁数，老人家在路上有点什么事情，你负得起责任吗？我接受了劝告，低了头。结果是，孙姨八十多岁的欧洲之行取消了。 台湾是孙姨的伤心话题，虽然她和丈夫在那里居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柳龙光先生就死于两岸奔波途中，太平轮上。她拖着两个女儿，怀着一个胎儿回归大陆。想不到几年后，便陷身她努力逃避的政治风云，经历劳教、丧子丧女之痛。前几年，台湾刚刚开放自由行的时候，孙姨跟我说，她想去台北、北投温泉等等她住过的地方看看。 这次，我明确表态，我走不了，不能陪她老人家。后来，《我的朝鲜战争》《孤岛》作者相约赴台自由行，探望赴台志愿军战俘，我犹豫之后，也拒绝了。梅娘的台湾行，后来也没再提起。 我有愧于孙姨，让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愿望落空。 我每次到她家，孙姨就很高兴。我说出去走走吧，她会以寄发邮件、复印资料或买菜为理由，一起下楼走走。孙姨年事已高，行走不便，后来在家急着接电话摔了一跤，又发生脊椎、胸椎等身体上的问题，她几乎不能出门。但答应了我，要出门，就要走出去。而一出门，她能步行的，绝不要轮椅；即便坐轮椅，上下三层楼也不要人扶持。 我陪在旁边，就和她说笑，她不由自主伸手搭我一把，会说：你看，你还是要做做我的拐棍。我坚决反对着：孙姨，我可不做拐棍！您看，恶棍、讼棍、赌棍、党棍、搅屎棍、打光棍、打棍子……都是棍，棍不是好词儿！我做拐杖吧，法杖、仰杖、擀面杖、龙头杖、大丈夫、老丈人，孔夫子路遇荷杖老头，苏东坡倚杖听江声，还是杖好！我是男士，至少也是丈夫啊！我们就这样嘻嘻哈哈挪下楼，慢慢散步。 陪孙姨散步，我们主要在农科院大院里走。从大院西门进，逛过树林，草坪，喷水池，花圃，平房，楼房，或从南门出去，是高大挺拔白杨树的学院南路；顺着这条路往西，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往北，就返回宿舍小区。农科院里的、或者说农业科学方面的一些技术、趣闻，她会随时随地指点着说出来，比如他们实验的花果如何奇怪，种植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看待同一件事的错位，采下来的水果如何分配等等。……有一次，我们走过十字路口，直到西三环边一个小区，孙姨说，那里是齐白石墓，我们就探访了过去。 最远的一次散步，是2006年深秋，孙姨坐上轮椅，腿上盖一条毯子，我们从小区出来，沿着中关村南大街往南走，先去魏公村邮局寄书。天气实在很好，北京最美的季节。我说，要不我们逛逛紫竹院去？她说，走走吧。于是继续南行，我们一直走过魏公村、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直到紫竹院公园北门、万寿寺南口的河边。那条在上世纪90年代初长满芦苇的小街道，此时拓展成宽阔整洁的大路，花坛鲜亮，两旁全是尚不高大的银杏树，树叶绿黄，秋天下午的阳光，在晴空之下，很是美好，清爽。 沿紫竹院公园北路，进舞蹈学院里兜一圈，看了些美丽图片，我们继续前行，便见路南一棵巨大的银杏老树，它以铁围栏保护着，立在道路中间，围栏里，满地黄叶，巨大的树冠，黑色枝干和金色树叶，在下午西斜的阳光里好美！坐在轮椅里的孙姨和推着轮椅的我，惊讶着，感叹着，停下来，看着这棵大树。 在孙姨出神凝望那棵大树的时候，我心有所动，静静走开，看着老银杏与老人，在路边蹲下去，拍下了一张照片。后来，单位举办员工摄影展，我给它题名《晚景》，交上去。古树与老人，在一片暖色里，寄托着我对父辈、对身边和远方的老人们的祝福吧。 四、梅娘的遗产 听到孙姨去世的消息，我一下子涌出了眼泪。柳青大姐在医院楼下一看见我，就对我说：妈妈一定听得见，你和她说说话去吧。医院地下太平间里，工友们在忙碌布置明天的告别仪式，在一侧，我站在孙姨身边，看着她祥和宁静的面容，依然浓密花白的头发，毫无条理、漫无边际跟她说了许多话。我说着那许多话，没有流泪。 为她上过三炷香后，一直在为姥姥诵经的蓉蓉，递给我一份佛经，我垂首一字一句地为老人家念诵一遍，最后，俯身看着孙姨，轻轻地说：孙姨，您好好的，您不再受病痛之苦了，您不再受亲人离开之痛，您不再受另眼相看之恶，您不再受莫名迫害之罪，您平平安安走吧。 告别仪式头一天夜里，我和同心社解老师、宛兄电话交流，为孙姨撰写了一副挽联： “九十载坚守良知，满洲如此，民国如此，共和国如此，哭天地间痛失我孙姨； 百万言锦绣文章，小说名家，书简名家，儿童文学家，为新文学成就一梅娘。” 第二天上午，我买了一小束花，把挽联用小纸条写上，别好，告别仪式开始前，放在她头边。拿着相机，照了几张照片，我想留下些孙姨最后的纪念。告别之后，我一检查，相机里存储卡都没有，刚才拍的所有相片都不存在。我突然醒悟，如平时去探望她一样，孙姨不许我给她照无准备的相，她曾反复告诫我，人不能虚荣心太强。我那点留个纪念的虚荣让她看破了，她不许我存这念想。 孙姨去世“二七”之后，经柳青大姐允准，我到孙姨的家里去整理她的遗物。在曾和孙姨一起说话、翻检的书橱、抽屉前，我独自翻阅，分捡，不由自主要想起一年多前，我第一次在她指点下清理书、清理稿的场景：孙姨的大红衣服，说笑声，努力挺直腰身看我的姿势，……我搭凳子，蹲下来，一摞书一摞书移来移去。我哪里想过再不能见到她呢，我怎么能以为，那样的日子还长，还有许多在前头。 一个人的翻检，看着一个又一个纸袋上随手写下的字句，另一种悲伤浸润着我……我没有来陪伴她的那许多天，孙姨佝偻着伸不直的腰，也是一个人在这屋子里独自收检。我并没有如愿望的那样，来陪着她，多来陪陪她。有我陪着的她，会多一些阳光，少一些孤单的。 四天时间，才得初步完成。这里把孙姨的遗稿整理情况记录一个大概，留待后来的研究者参考吧。 一文稿：已刊发并汇入重印书中的，小说，20世纪40年代发表出版的中短篇代表作，广为人知，50年代以后未发表居多，如中篇《依依芦苇》，待整理出版；散文，7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渐为人知，尤其一些民刊上发表不少，50年代以前、2000年以后的需汇集整理，可考虑编辑“谈往录”、“八十以后”诸集，接续《梅娘小说散文集》《梅娘近作及书简》；诗歌，各个时代时有所作，需汇编整理，进行初步介绍和研究；译文，40年代和60年代、90年代以单行本出版过几种小说、科普和评论，尚有译作散见于40年代沦陷区、80年代以来学术刊物，需汇编整理，如她曾译介过拜伦、芥川龙之介作品等，并初步研究； 二书信：数量巨大，质量甚高，已出版的不过极少一点点，另可考虑按照通信对象，编辑如丁（景唐、言昭）梅书简集、家书集、亲友（尤其是难友）集、书友集等； 三日记：从未公布过，有六七十年代残篇，80年代后期至2010年数本，不连贯，简略的生活记录，是她坚强底下的孤单。这一部分需假时日，悉心整理，如90年代的美洲客居、2000年代以后的短期游历，可以先期出版； 四笔记：可归两大类，一是创作笔记，构想，专题整理资料，人物或故事片段，她一直试图续写《夜合花开》，想写一部家族题材的长篇，皆未开笔；二是阅读札记，随手录，随谈录，带日记性质却无涉生活状况，间或留下些读后感； 五儿童文学：延续一生，是她始终如一的关注焦点，含：1.青少年生活素描：如《小姐集》；2.创作与翻译童话：如《青姑娘的梦》；3.连环画改编：包括《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署名：落霞改编）等四五种；4.给孩子的信：已出版《邂逅相遇：梅娘、芷渊·茵渊书札》。一共四大块，孩子尤其是女孩子的成长与呵护是其重心，可先行汇编出版“梅娘儿童文学作品集”； 另外的遗产，就是梅娘的个人档案。在她生前工作过单位的档案馆，或是其他什么审查记录的机关？大家闺秀，著名作家，“汉奸文人”，科教片编剧，单身母亲，“右派”，“特嫌”，劳教分子，绣花女工，保姆，平反人员，专职编辑，三个时代，九十多年岁月，……无论孙姨是否情愿，无数不同的打量眼神、窥视目光，义正言辞、或窃窃私语，围绕着她，筑起一道特别的历史文献走廊，指向时代，指向未来，直指人心。 在阳光斜照的起居室，时不时让窗外过往的车鸣、人声惊醒，我翻检着孙姨的手稿——文稿、书信，还有日记、笔记等，分检她经手的剪报、复印件、照片。打开一只纸袋，分开一份资料，就看见孙姨一种表情：小朋友、研究者寄来的旧刊，她自己也没见过的三四十年代旧书，让她开心、又叹息；一些文友、编辑奉上签名新书、请老人家题辞，赐文稿，让她愉快，也惶惑；发表她的文章、等着评论她作品的刊物，还有朋友奉上的民刊、复印资料，让她满足，还犯愁；……书信往还，梅娘几乎每一封信都在专用笔记本或顺手抓来的复印纸背面、空处，写个草稿，再抄写寄出；她心有所悟的信，无论长短，会复印几份再发出原件，复印件也是她款待我这样的小朋友的礼物，她看着我说：你也拿去看看吧。 翻检着，阅读着，我叹息，也微笑，甚至哈哈大笑。我把最新的发现拿着，与另在一个屋子里的柳青大姐分享。孙姨还在这里，永在这里，一如往常。 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 转自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2111189&PostID=58491027 |
| 作者：顾安 提交日期：2014-06-20 10:30:32 |
| 梅娘近作及书简：一段特殊的记忆
2014年5月7日夜重贴旧文按语：去年5月7日上午10点，96岁的梅娘去世了；今天上午9点半，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再见梅娘》《梅娘：怀人与纪事》新书出版座谈会”。亲友、学者、媒体近百人围坐一堂，追思梅娘的生平点滴、人格力量和作品价值，除媒体之外，一多半都是花白、皓首的长者和老人。我在文学馆大门口迎着梅娘难友中年岁最小的钱阿姨，陪着她一步一步缓缓走入会场。已经81岁的她，独自坐公交车从西城过来，代表还活着劳动改造的难友——她说，她们都来不了啦，我最小，我来代表她们。梅娘的文友，成幼殊阿姨，由女儿用轮椅推着她过来，在麦克风前，用断断续续的话语，说着大家的心声：你走了，花还在开，还开在今天，开在我们心里。这篇文字，是去年梅娘去世第二天匆忙草就的，一份材料而已。 昨天上午，年过92岁的梅娘平静地走了。 今天刚一得知，我忍不住自己的泪水，——我已经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看望老人家，没有去陪她说说话，好几项心愿未完成，她已经悄悄离开。 我说不出话。回到家，应一家媒体的邀约，找一张我拍的梅娘照片，找到了。同时，也翻出来记忆里似乎未存档的一篇报告。 没有标题，但印象深刻，是我自己2006年3月撰写，经当时的社领导审核，再由我递交上去的一份材料。——但这份应该是过程稿，先把它贴在这里，为梅娘曾经的遭遇做一个见证，也为我的编辑职业生涯存留一个记忆。 *****部负责同志： 我社2005年8月出版的《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出版后，引起读书界和媒体普遍关注，也引发了一些有关梅娘生平事实的质疑和讨论。现将该书出版前的组稿及审读情况汇报如下，并将相关材料附后。 一、 该书组稿和选题立项情况： 该书为编者自投稿件，编者侯健飞先生因撰写梅娘传记接触作者，进而搜集梅娘作品编成此稿。本社副总编解玺璋同志于2005年5月收到此稿，对作者及稿件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获得如下情况： 1、梅娘原名孙嘉瑞，1949年以后一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电影制片厂（现称农业影视制作中心）工作，50年代后在“四清”、“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被审查和批斗，曾打成右派，戴上“特嫌”帽子，被开除工职、劳动教养，1978年由原单位平反并恢复工作，是一个立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在政治上没有重大问题；（具体情况见附件一） 2、梅娘16岁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其创作在20世纪30、40年代东北、华北沦陷区产生很大影响，50年代初以及80年代以来继续创作了一系列歌颂新中国，描写新生活，正面反映时代精神面貌的作品，其小说先后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1990年，康濯同志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1990）、《东北现代文学大系（1919—1949）》（1996）等国家重点出版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高校中文专业教材和《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1994）《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2005）等专业研究著作均以专节专章的篇幅对其生平、创作进行分析研究，1997年入选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学馆列有专版介绍，在文学上是一个有成就、有定评，并且至今健在的大作家；（相关评价见附件二） 3、该稿汇集梅娘1978年以来散文近作60余篇，书信90余通，其散文作品都曾经在报刊或作品选集中发表，或回顾往事，或讲述工作，记录见闻，抒发情感，其书信的交往对象均是朋友、亲属和研究者，所谈论的问题也多是所见所闻所感的生活点滴，从整体上说，全稿表现出一种热爱国家民族、热爱生活、尊重生命的理想信念，正是当前文化建设中迫切需要的一种正面精神价值。 根据以上三点意见，我社经社委会扩大会议讨论，一致认为，该稿没有重大历史问题，此前梅娘的作品已经出版了多种小说选集（具体情况附件三），而本稿初次汇集梅娘的散文书信，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和经典性，本着打造本社著名作家经典作品的思路通过了这一选题，并报送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审批，通过立项。 二、该书审读及出版过程回顾： 通过选题申报与审批之后，2005年6月24日我社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按照三审三校程序，安排解玺璋同志担任责编，邀请荣挺进同志做特邀编辑，编辑该书，他们遵照编辑工作原则和规范，认真仔细的通读全稿，就书名确定、文章取舍、内容编排、文字处理和作者进行了多次磋商，在完成一般性的原稿加工、文字校改任务过程中，还协助作者、编者进行了以下工作： 1、原稿暂定名为《晚晴》，又先后拟订过《只有香如故》《岁岁年年》等书题，最终定现名《梅娘近作及书简》； 2、原稿散文60多篇，书信90多封，经协商减去书信和散文若干篇，又增补作者50年代初期作品3篇，并调整其编辑结构，形成目前篇目和结构； 3、与编者、作者协商增加辑注、题注及内文注释。力求完整地标明写作及发表时间、原刊出处和署名情况，供检索核对；个别篇目入集时经作者修订，亦题注说明之；未发表作品及书信部分，均经作者审订，其中涉及名讳、隐私和政治敏感问题者进行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对原稿中发现的疑问和错漏经与作者商定后进行校正，或注释说明等等； 为此，两位编辑查阅了不少资料，多次和作者进行交流，并向梅娘作品的研究者，以及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专家请教相关问题，比如争议已久的“南玲北梅”并称问题、梅娘领取日本报国文学会“大东亚文学赏”问题、梅娘丈夫柳龙光身份及其在沦陷区的作为等问题，我社编辑均作过前期资料调查（相关材料见附件二），却发现上述问题在读书界、学术界属于争议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结论，故而本着尊重作者的编辑工作规范将其留存。 根据我社和作者签订的出版合同，本书要求在8月出版，作者将以此书参加2005年8月7日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北平沦陷区文学研讨会”。为此，该书的编辑、审稿及设计、录排、印制工作的时间安排比较紧张，兼之本书是一本已发表作品的文学创作集，尽管本书编辑在进行原稿加工环节投入了大量工作，也对关涉现实敏感的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技术处理，编辑时对创作内容的想象成分审核标准较宽，未能将其中疑问和疏漏全部核实，履行编辑职责不够严格。而面对历史是非问题的判断，由于缺乏专业研究，因此把关不深严。特别是急功近利，紧赶出版周期产生的浮躁心态，使一些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不及时，给读者造成误解和错觉，是需要进行深刻反省和认真检查的。 三、附录材料： （一）附件一：中国农业影视制作中心关于作者情况的书面材料 （二）附件二：关于梅娘创作的研究资料及相关争议文字（以发表或出版时间排序） 1、《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主编，国家教委“九五”规划重点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相关材料： 第517页：“（梅娘）小说以描写宦商封建大家庭的女性生存状态为显著特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所谓水族系列小说：中篇《蚌》、短篇《鱼》、中篇《蟹》……她的小说讲究标题的象征性，表明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注视程度，这比一般的通俗小说要高出一筹，但她的青年男女故事又有相当的可读性，行文的舒展有致、女性讲述故事的细腻敏感，都为她获得了北方都市的大众读者。” 2、《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张泉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相关材料： ①关于大东亚文学奖的评述。原书42-50页第二章第三节“大东亚文学”复印件 ②关于梅娘的评价。原书第六章第二节“梅娘：刚柔相济的独特女性视角”复印件 ③关于柳龙光及《武德报》的评价。原书39-42页第二章第二节“日本当局方面与北京文坛”之“《华文大阪每日》”部分；原书108-115页第四章第一节“文艺社团及活动”之“华北作家协会”部分；原书102-103页第三章第五节关于《武德报》的评述 3、《寻找梅娘》，张泉编选，1998年加拿大明镜出版社出版； 4、《又见梅娘》（陈晓帆编选，2002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漫忆女作家丛书”一种）参看第二、三辑相关评论即“一个女作家的一生”、“人间事哪有这么简单”、“中国文学鳞爪”（附：南玲北海）、“认识梅娘的历史”、“梅娘徐徐进入现代文学史”、“抗战时期梅娘与日本的关联”等篇； 5、《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张泉著，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相关章节； 6、一篇论文复印件：《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史实辨证问题》（张泉作，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1期）； 7、著名学者张泉先生就有关梅娘回忆文章是否可靠问题询问的专题回答论文。 （三）附件三：本书出版前梅娘作品出版简目 1、1949年前出版的著作 （1）《小姐集》，作文习作选，1936年，长春益智书店出版； （2）《第二代》，短篇小说集，1940年，长春益智书店出版； （3）《聪明的南陔》、《白鸟》、《风神与花精》，儿童读物，1943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4）《鱼》，中短篇小说集，1943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5）《青姑娘的梦》，儿童读物，1944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6）《蟹》，中短篇小说集，1944年北京华北作家协会； （7）《母系家族》，长篇小说译作，1945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 2、1949年以后出版的个人著作 （1）《尉迟恭单鞭夺槊》、《吴用智取华州》，通俗故事读物，195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2）《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等，连环画文字改编，1959年前后，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 （3）《梅娘小说散文集》，90年代以前小说散文合集，199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4）《梅娘代表作》，小说选集，1998年华夏出版社出版； （5）《梅娘小说·黄昏之献》，小说选集，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6）《大作家与小画家》，儿童读物，2000年香港日月出版公司出版； （7）《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文学评论译作，2000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8）《学生阅读经典——梅娘》，小说散文选集，2002年文汇出版社出版； 3、1980年以来收录梅娘作品的出版物 （1）《长夜萤火》，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选集，收梅娘的五篇作品，198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2）《新秋海棠》（1988） （3）《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康濯主编，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4）《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孔范今主编，1990年明天出版社 （5）《南玲北梅》，与张爱玲合集小说选，1992年海天出版社出版 （6）《红杜鹃——二十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1995） （7）《大师文库·百年百部争议小说》（1996） （8）《东北现代文学大系（1919—1949）》（1996） 顺便补充说明一下，“附件一：中国农业影视制作中心关于作者情况的书面材料”后来并未拿到。当我在出版社主管单位开具证明文件，到梅娘原单位去查阅她的平反材料时，被该单位档案室明确拒绝，他们的答复是：我所持单位的证明规格不够，级别不够，不能查阅梅娘的档案。 而这一举动，当时便引起梅娘身边老同事、老朋友的不安，老人家们很担心，怎么又要查梅娘了？！因此，报送本报告时，特别将此情况告知主管领导，主管领导也急了：谁让你们去查档案的！国家已经平反了的，你们一查，让老人家生气，告我们一状怎么办？《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不过是个别人的意见，此事到此为止，你们材料交了就行了。的确，这一主管部门过问的事件，就此不了了之。 为历史存真，我搜索许久，也将引起该报告的《人民日报》文章贴在这里： 从“南玲北梅”说起（文艺点评） 刘 琼 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出版社及媒体热炒一个东北华北沦陷时期的女作家梅娘。从“南玲北梅”说到大东亚文学奖，从悲天悯人说到“八十年的坚韧歌唱”，其中表现出的热情令人莫名。 比如在2005年出版的《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中，梅娘写道：“1942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杂志联合做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该书出版后，媒体“如获至宝”，“北梅”刹那间炒得沸沸扬扬。 让真相穿透时间的迷雾，让历史恢复记忆，理所应当。然而，在钩沉与怀旧占据媒体话语权时，一定要保持学术理智，以客观存在为前提，否则就会陷入虚构的陷阱。 其实，早有学者对作家在该书中一些说法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一是所谓“南玲”张爱玲，1942年时尚未成名甚至还不是一个作家；二是《宇宙风》杂志不是沦陷区杂志，不大可能调查沦陷区女作家受欢迎的情况。此外，学者止庵还提出，“核查1942年至1946年的《宇宙风》杂志，均无相关内容。”时间才过去半个多世纪，是否存在“南玲北梅”这一说法，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这件事到底出处何在，从事研究者只要稍下功夫，并不难考。可惜，学者理性的声音，淹没在商业化的炒作里。 如果说关于“南玲北梅”的疑问至多关涉个人小节，那么，梅娘对于其在1943年和1944年两度获得的大东亚文学奖的解释以及对其丈夫身份的描述，已经关涉民族历史的大义。根据梅娘在《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中的解释，大东亚文学奖是纯文学性的，是日本不得已而为之的文化行为，“可能日帝已明白了当时军事上的败相，用老百姓认可的书来缓和一下情绪吧！”历史并不遥远，这一奖项的殖民文化性质早有定论，却突然冒出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在令人惊讶。 冷静回顾这次针对作家梅娘的热炒，大众传媒仿佛是集体无意识地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传播原则：对原始事实尤其是当事人口述事件加以核实的求是精神。作为一个作家，回忆得不准确，或者拿一些证据不确凿的民间说法粉饰自己不算新鲜事。关键是，面对大东亚文学奖的刻意装扮以及梅娘丈夫柳龙光供职的日伪报纸《武德报》性质的模糊，出版社和媒体的编辑审稿却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把关不严，甚至毫不作为，以至发生重大历史错误。究其原因，无非是浮躁、不专业和急功近利作祟。浮躁使传媒不再下功夫做基本的采访调查。不专业包括两方面，一是编辑业务能力薄弱；一是许多出版社跨行业出书，专业背景不够。急功近利，以揭秘和猎奇迎合市场需求，不问青红皂白地炒作，利用占有的话语权，传播不准确的历史事件，在以讹传讹中渐渐篡改了历史的真相，是视听混淆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 历史不能任意打扮，真相终会水落石出。强调考证史实，决不是本本至上，而是强调求实精神和责任意识，否则，历史就会发生原则性的位移。因此，出版的双眼不能只看市场，还必须培育出版精神，这就是文化理想、社会效益和科学态度。鉴于此，当我们的嘴在传播、我们的手在复制某一历史事件时，愿我们思考的大脑也启动起来，多一点理智，避免因有意或无意的技术错误造成思想的谬种流传。 《人民日报》 (2006年03月17日 第十四版) 今天晚上，我站在梅娘身边，看着她祥和宁静的面容，依然浓密花白的头发，毫无条理跟她说了许多话。——柳大姐说，妈妈一定听得见，你和她说吧。——我说着那许多话，没有流泪。 为梅娘上过三炷香后，我又从蓉蓉手里拿过一份佛经，一字一句地为老人家念诵一遍，最后轻轻地说：孙姨，您好好的，您不再受病痛之苦了，您不再受亲人离开之痛，您不再受另眼相看之恶，您不再受莫名迫害之罪，您平平安安走吧。 2013年5月8日夜 转自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2111189&PostID=58485955 |
| 作者：神之荣耀 提交日期：2014-06-20 11:20:57 |
| 张爱玲说：“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是我甘心情愿的。”遑论其他。 |
| 作者：jlhg 提交日期：2014-06-20 11:31:14 |
| 不否认梅娘的贡献及影响，但南玲北梅，就和九叶诗派一样，都是后人附会出的，而不是历史存在。 |
| 作者：奔奔 提交日期：2014-06-21 00:52:33 |
| 梅娘与张爱玲不可比吗？梅娘在文学创作的成就与人生经历的品德上比不上张爱玲吗？到底谁说了算？谁又能说了算？诸多人氏的喋喋不休，甚至在梅娘去世的当天就跳出来诋毁老太太，什么东西啊？ |
| 作者：xxlslxxxx5 提交日期：2014-06-24 14:03:26 |
| 买过谢其章两本书《书蠹艳异录》《玲珑文抄》。感觉他非常爱罗列资料，连篇累牍，再就是一个相同的话题能写好多次文章。
没有攻击的意思，实际想法。 |
| 作者：一世永飘 提交日期：2014-06-26 13:24:31 |
| 茶余饭后的东西还不是吵得越厉害越好~ |
 |
|
|
| ©版权所有 2002-2019年 布衣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