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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恢复国学院 |
|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09:46:45 |
| 晨报讯（记者罗德宏）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享有盛名的清华国学院，历经80年的停办后，昨天重新高调亮相。昨天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作为清华校属、跨院系的研究机构。
在历史上，清华曾在1925年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也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因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短短4年中，国学院毕业学生近70名，其中50余人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后被称为四大导师。 为重续老清华国学院的精神传统、全面推进清华的中国文化研究，清华大学决定成立国学研究院。原北大哲学系著名教授陈来出任首任国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主体 世界眼光 “中国主体，世界眼光。”陈来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国学院的“中国主体”是要突出中国人研究理解的主体性，突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理解和研究方法；“世界眼光”是从老清华国学院继承的观点，新国学院将不仅向世界汉学开放，也向整个世界学术开放。 据了解，国学院将大力开展各层次和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举办各种国际学术论坛，设立“清华国学讲堂”，邀请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前来演讲。国学院将围绕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美学与文学，世界汉学进行多层次的深入研究。晨报记者罗德 http://finance.qq.com/a/20091102/000089.htm 杨振宁出席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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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苇子 提交日期：2009-11-02 09:49:38 |
| 算是好事吧？ |
|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09:51:13 |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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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傻子哥哥 提交日期：2009-11-02 09:51:44 |
| 呵呵。。。。。。拭目以待 |
| 作者：把吴钩看了 提交日期：2009-11-02 09:52:47 |
| 看着。。。 |
|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09:54:17 |
| 北京消息 昨天上午9时，清华大学国学院在停办了80年之后，也再次迎来其成立大会，清华大学希望以此续写其在该领域创造的辉煌历史。杨振宁等多位专家冒雪前来参加揭牌仪式。
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陈来教授为首任院长，他是张岱年先生的大弟子、冯友兰先生生前最重要的学术助手、当代著名哲学史家。 陈来表示，国学研究院将着重推进高层次的研究交流，设立“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以纪念奠立了清华文科基石的大师。三大讲座将分别邀约哲、文、史诸领域的世界级学者，围绕特定的专题，来清华进行较长时间的访问和讲演。此外， 国学研究院还将主办出版院刊《中国学术》，促进中外学术的深度交流，使中文成为国际学术的工作语言，建成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声誉的一流权威刊物。 历史上，清华大学曾于1925年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国学大师的名字都与清华密不可分，当时被尊为该院“四大导师”。 虽然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短短四年后就停办，但培养的近七十名毕业生中有五十余人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 http://www.hf365.com/html/01/03/20091102/272769.htm?%40%54%13%a5%75 |
|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09:55:45 |
| 一小时前人民网
http://edu.people.com.cn/GB/10298729.html 本报北京11月1日电 （记者赵婀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于今日成立，陈来教授出任首任国学研究院院长，刘东教授任副院长。 据了解，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1925年曾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后因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在短短的4年当中，毕业学生近70名，其中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的有50余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后被称为四大导师。 |
|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0:02:14 |
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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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0:03:06 |
| 这个是比较早的：http://nv.qianlong.com/33530/2009/11/01/1640@5238540.htm
千龙网北京11月1日讯（记者 于振华）今天上午，清华大学宣布正式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陈来教授出任第一任院长。清华大学校方称，国学研究院作为该校跨院系机构，不仅将打破学校院系的人才壁垒，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特区”，还将为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一个一流的国际化平台。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和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揭牌 据悉，编制约为20人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今后每年将邀请5至6位学者担任院士。该研究院将设立“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 以纪念奠立了清华文科基石的大师。三大讲座将分别邀约哲、文、史诸领域的世界级的学者，围绕特定的专题，来清华园进行较长时间的访问和讲演，并与国内同行进行深度的交流。这一系列讲演的内容经由整理、翻译和修改后将结集出版。 该研究院将深入中华文化的研究，着重围绕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美学与文学、世界汉学进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提倡宽正、沉潜、广大、高明的学风，发展国际化的视野。该研究院将推进高层次的研究交流，不定期召开小型专题研讨会和演讲会，举办各种国际学术论坛；设立“清华国学讲堂”，邀请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来校演讲。 此外，该研究院将广泛搜集前辈院友的著作，编辑出版丛书，为当代国学研究提供可参考的范例。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1925年曾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因各种原因，于1929年停办。在短短的4年里，毕业学生近70名，其中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的有50余人。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称为四大导师，也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
|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0:05:12 |
院长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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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又见飞刀 提交日期：2009-11-02 10:11:08 |
| 陈来表示，国学研究院将着重推进高层次的研究交流，设立“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以纪念奠立了清华文科基石的大师。
四大导师为啥少一个？厚此薄彼！ |
|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0:11:36 |
| 俺也在奇怪呢？为啥少一个呢？ |
| 作者：三十年代 提交日期：2009-11-02 10:15:22 |
20年前送人的（已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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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0:19:14 |
| 八八年，那时候还早。陈来那时候还年轻呢，身上承受的期望也高，如今也二十一年过去了。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探求新国学之路 2009年10月26日 13:24 新国学之路 ——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陈来 要亡一个国，先亡其学，先让你的人民不知道有其民族文化。 胡适的说法并不对。不是先有一个“国故学”流行，然后大家省称、简称，才有了国学。 陈独秀讲，研究国学、整理国故好像是在大粪里面找香水，而我们现在是要从西方引进香水。 作为研究体系的国学才有新旧，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学没有所谓新旧。 时间: 2009年10月14日上午 地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陈来办公室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将于2009年11月1日举行成立大会。此时距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停办，整整过去了八十年。八十年间，国学饱经风霜，无论其性情还是面貌，都有了很多改变。对此，作为重新恢复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院长，陈来先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面对梁启超等四先生所留下的思想遗产，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是要“照着讲”还是“接着讲”?日前，本报记者就相关话题对陈来院长进行了专访。 一 主持人:老的清华国学院的起止时间是从1925年到1929年。当时也有个“国学热”，叫做“整理国故”运动。清华国学院就是在这场思想运动中诞生的。较之西方文化大举东进之前，当时国学的形态已然有了很大的变化，正进一步从古今问题演变成“中西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陈:我想从国学的观念嬗变谈起。从上世纪初，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的“国学”，是一个政治的观念，而不是一个学术的观念。当时整个国家的民族危机非常严重，晚清的国学派就此提出了“国”和“学”的关系，就是国家的形势非常危急，但还是要坚持传统文化。其实他们有点类似晚明部分士人的想法，即退一步来说，假如国家亡了，学术不亡，国家还能复兴;如果国学也亡了，国家就无法复兴。国粹派将国学的兴亡和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国学这一概念。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概念。现在我们说国学，最早讲国学定义的是邓实，他办了《国粹学报》，用他的话来讲，“国学者何?一国自有之学也。”又说“君子生于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这是说，你生于这个国家，必定要爱这个国学的学问文化，这是在很深重的民族危机里，提出这个概念的。 主持人:这其中有没有西学冲击的问题? 陈:当然也有，但这比单纯的学术冲击更厉害。他们认为，西方的帝国主义老谋深算，要亡一个国，先亡其学，先让你的人民不知道有其民族文化。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邓实在1902、1903年提出了国学的概念。到了1907-1908年，章太炎也有这个概念，他也是为了激励种性，要激励大家的爱国心。所以你看晚清这些人的国学概念，有一种很明显的救亡意识。通过捍卫国学、保存国学来救亡，保种保教。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后到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国学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核心词汇用得较少，但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其问题意识仍吸引着社会的关注。从观念上看，特别是从1915年《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开始，讨论东西文化，其中就直接涉及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基本理念和基本学术倾向等问题。这些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变成了讨论的中心。这个阶段的国学观念主要是文化意义，不是政治意义，是从文化的角度，批判旧文化，来发展现代中国的文化。 此时，从捍卫中国文化的角度的一些学者来讲，他们有个特点，比如梁漱溟说我到北大来干什么，我来是替孔子和释迦说话的，但他们并不拒绝和反对西方文化。梁漱溟、杜亚泉和《东方杂志》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的保守立场。《东方杂志》大量介绍西方文化，主张东西融合。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有《学衡》出现，可以说是接着《东方杂志》的。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持守和信念，是文化意义上的，但绝非反对和拒绝西方文化。梁漱溟讲，“我们今天要全盘承受西方文化”。 主持人:“承受”，这个词用得很有意味。 陈:是的。第三个阶段就是192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我认为，国学的概念就变得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概念了。1919年年底，胡适吸收了毛子水和傅斯年的概念，肯定“整理国故”。那时胡适的影响很大。其影响所及，首先是成立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俗称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清华国学院当时的正式名称是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也就被通称为清华国学院。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于1922年，后有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然后有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接着有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还有燕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整理国故运动推动出现了这些研究的组织和教学的机构。 二 主持人:这是一个脉络上的梳理。第一阶段是保种、保教，第二阶段是要批判或者替代，第三个阶段则是试图建立国学的一种新的学术形态。相应的，国学是否在概念定位上也在变化呢? 陈:这正是我下面要重点谈及的问题:关于国学概念的意义。这可以分几种。从历史上看，根据章太炎他们的讲法，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学术。这类讲法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一直都比较流行。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岱年先生写《国学丛书》序的时候，还是讲国学即中国固有的学术，这是流行最广的国学定义。这是第一种。 还有一种讲法，就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把国学当作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意义就比较广了，它不仅是学术形态的文化，而且民俗文化，还有其他各种层次的文化，都被包括在内。这个概念就比较大。这是第二种。 我现在想强调的是，从晚清以来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国学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第三种意义，即，国学是一个研究体系，或者一个学术体系。这个学术体系不是一个过去的体系，如孔子讲的、朱熹讲的体系，而是我们现在研究它的体系。毛子水在1919年写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里面讲，“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叫国故学。”胡适就加了一句，说“国故学”缩写、简称、省称就叫国学。就国学这一语词的历史来讲，胡适的说法并不对。不是先有一个“国故学”流行，然后大家省称、简称，才有了国学，语词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胡适的这一个说法，显示出国学的第三种意义，就是，国学是研究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 所谓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不是指古人对过去的研究，而特别是指近人，近代以来我们对过去历史文化的一种研究。这样的一个国学的概念就是一个学问体系的概念。我们所谓学科的概念和这个也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后来你看有很多人都这样，比如顾颉刚，他认为国学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这就是说，国学就是我们现代人研究过去中国历史材料的一个系统，是以国学为一个研究的系统。这样的用法在当时是很多的。比如说黄侃。当时周作人很赞赏黄侃，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这句话里头的“国学”不是指它的对象即传统文化、传统学术，而是指对它的研究。是指在国学是一个研究体系这个意义上某人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按顾颉刚所讲，国学是科学的一部分，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材料。这个科学就是一个研究的系统。林语堂也曾说，“科学的国学是我们治学的目标”，他所说的国学也不是就它的对象来讲，而是就一个研究的体系、一个学问的体系来讲。 主持人:这几个人所给定的国学概念有一个相似的结构:主体是近人或今人，对象是过去的东西，即过去的历史文化。国学就是在今人和过去的历史文化之间形成的一种学术研究的关系。它强调的是研究者立足于当下，在借鉴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去研究过去的东西。 陈:毛子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回顾这段历史，他表扬胡适所写的《发刊宣言》，认为民国十二年(1923年)以后，国内的国学之所以有一点成绩，这与胡适的这篇文章有一定关系。他所说的“国内的国学之所以有成绩”这句话中的“国学”，不是指作为对象的国学，而是指“国学的研究”这个体系。另外，就外延来讲，因为国学同时已经开始作为一个学科的意义出现，就是在北大成立国学研究所的时候，已经开始招研究生了。这个学科的概念当时有个规定，就是“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这是国学的范围。即不仅仅指文学，也不是仅仅指历史或哲学，而是只要是研究其中一种的，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主持人:这种分析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国学于近代以来的变化很有启发性。 陈:关于研究体系的国学，在近代(从晚清到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的衍进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延续了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这是一个重要特色，另外，加了一些近代的意识。按照古人的观点，经学是最重要的，但到了晚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国学研究已经具有了近代意识，就是不突出“经”，而比较强调“子”，并且在“子”里面对孔子有所批评。第二阶段可以说是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的出现。这当然都跟北京大学有关。胡适是特别强调科学方法的，此外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很多其他人比如毛子水也非常重视科学方法。除了科学的方法之外，就是疑古的思潮，是这一阶段的国学研究，特别是胡适、顾颉刚他们的研究的一个特点。这个疑古思潮是与当时整个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怀疑有关。人们对中国古史、史料提出许多怀疑，这种质疑也开发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主持人:您说得很对。其实疑古思潮也是整理国故的一种方式，是对过去文献的一种新的解释，只是在学术倾向上有一种强烈的批判和怀疑的态度。 陈:考证学、训诂学加上近代意识，例如《国故论衡》，这些东西已经是带有新的特色了，而科学思潮加疑古思潮，比第一阶段更进了一步。它强调科学思潮、疑古思潮，同时也强调整理古代文化，这种意识已经更新了，所以说其形态也已经是一个更新的发展了。 主持人:这种“新”是不是说从他们的学问里面能感受到“他者”的存在，即以西学作为参照系?另外，就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重新解读传统? 陈:是。在章太炎那个时代，考据学、训诂学加近代意识里面虽然也有一些西方的东西，但那些西方的东西更多的是属于“革命”，因为革命，所以把经学、孔子的地位拉低，而不是突出学术。但是到了科学、疑古这一阶段，它是配合了科学和民主的呼唤，西方的东西是从文化里面出来的，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作为对立面。 主持人:那么第三阶段呢? 陈:第三阶段就是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突出代表的。借用一个较有争议的概念来讲:汉学化的国学。汉学化的国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界化的，就是跟世界学术的研究接轨、合流的一个新的国学研究。例如王国维所实践、由陈寅恪提出并为大家熟知的“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故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三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说都是与当时法国和日本的汉学、中国学的研究的方法是一致的。清华国学院不仅在宗旨而且在实践上都强调，如何利用东方的古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来研究中国文化。当时的欧洲人和日本人都用了这种方法对中国的古学做了很新的研究。第三阶段的这种以清华国学院为代表的世界化的国学是新的国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可以说，它真正落实了一个新国学运动的展开。在第二阶段所讲的科学方法和疑古更多的是观念上的，而没有落实到学术实践上的卓越发展。 主持人:就是说在方法上、研究的精神上以及取向上为第三阶段做了准备。 陈:是的。第三阶段还得益于这一阶段清华国学院的核心教授，如王国维等人，是世界承认的最好的国学研究者。这就涉及到我接下来要讲的国学家的问题。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于1922年，当时是沈兼士做主任，基本上是太炎门人为主体。太炎门人比起太炎，有他们进步的一面，比如:对白话文运动的推广，对民俗文化的一些重视，这都是与新文化运动能够合流的。但总体来讲，他们的国学研究的方法受太炎的治学方法的笼罩比较严重，所以说，他们还没有放开了像第三阶段那样把新的东西引进来。举一个例子，章太炎就反对甲骨文研究，而王国维则是甲骨文研究起家。这就看出来，像章太炎的这种国学研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落伍了。 主持人:就是说，没有以“他者”作为参照系、没有以现在的时代为坐标的学问，就必然要让给能以“他者”为参照系、强调科学方法的新的国学研究。 陈:就是这样。北大当时整个文科都是章太炎的门人主掌的，可是今天想起来，他们中有哪一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呢?学术上大家特别强调他的贡献?比如沈兼士这样的人，显然和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是不能相比的。 主持人:我注意到了，您所说的重要还是不重要不是指老百姓知不知道。实际上这些人在老百姓当中的知名度也的确不如王国维、陈寅恪他们。您刚才说的是在学术上。 陈:我们从近代学术史上来看，他们的成就也是不如。 主持人:所以从这个来看，也反映了学术转型。 陈:太炎门人的学术虽然已经是一个近代学术了，但是步子迈得还不够快。因为这个时候欧洲和日本的汉学研究已经很厉害了。其实胡适他们已经看到，都是很感叹，很着急，像陈垣，都非常着急。 主持人:清华四先生也应该看到了。 陈:那当然，因为清华四先生本身，比如王国维，已经跻身于世界一流的研究者当中了，这是当时的人们比如伯希和，都承认的。 主持人:也就是说和当时的汉学家们有交流。陈:有交流，而且交流得很多，并得到了世界汉学的尊敬。主持人:那交流的方式是什么? 陈:一是王国维他们到日本去。罗振玉和王国维把甲骨文也带到日本，一起进行研究，这是一方面;另外，跟伯希和他们也见面，那时候跟欧洲和日本的学者之间的往来还是不少的，桑兵所写的《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里面提到了很多。 三 主持人: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陈寅恪初到清华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学术成果，有的只是新的学术视野、方法和观念。 陈:他的视野、方法的观念跟王国维是一致的。所以他跟王国维之间特别能够交心。 主持人:他是带着新的视野、 方法和观念踏进清华大门的。 陈:对。所以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只有他才代替了王国维的角色，成为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共同认可的最高水平的新国学研究者。这就是陈寅恪。所以说，虽然他的成果后出，但路子是一致的，这个路子就是，它始终跟世界上的中国研究、汉学研究连接在一起。所以说，它始终是一个开放的研究视野，它不是排斥汉学，排斥外国人研究，自说自话，而是要在整个世界的学术联系里面建立它的学术地位。这样我们的国学研究才能够真正达到理想的水平。 主持人:今天来看，这种学术态度也是值得提倡的。 陈:除此之外，文化观也很重要。新文化运动观的主导倾向是批判传统文化、反传统文化，这在当时虽然有它的必要性，可是在学术上也有一些影响。这种影响就是人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去研究中国文化，它使研究中国文化没有一个文化观的支持。整理国故本来是一个真正能够走向学术的研究、得到很多学术成果的运动，可是在这里，从一开始就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声音来影响它，比如说，认为研究国学虽然不是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是意义不大。比如陈独秀讲，研究国学、整理国故好像是在大粪里面找香水，而我们现在是要从西方引进香水。 主持人:这话忒损了。 陈:胡适本来是赞成整理国故的，因为作为一个学者，他了解当时汉学发展的情形，知道国学研究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新的发展，所以他提出整理国故。但是后来他没办法，因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领袖，于是就说整理国故是为了“打鬼”，为了“捉妖”，为了解剖中国社会的文化病象。在这么一种文化观下，国学研究没有一个理直气壮的东西来支持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觉得中国什么都不是，那研究国学干什么呢?而清华国学院的几位导师就没有文化观的这种束缚，比如梁启超，他也是讲中西融合的，王国维更是突出中国文化的重要性，陈寅恪也是一样，在文化观上都是一致的。所以我想，这里有一个经验给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文化观作为底气来支持国学研究，这个国学观再加上它的新的方法，才能真正出成果，这是我们回顾的结论。 至于讲“新国学”。新国学这个概念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有了，比如上世纪二十年代有一个人叫刘复，当时他在日本留学，他认为当时整理国故已经是一个“新国学之发生”。新国学当然是指作为一个研究体系已经有一个新的形态、新的方法的进步。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国学的时候也是要把新国学的发展的过程、阶段、经验做一个总结。我觉得清华国学研究院是新国学运动里面最后的、可以说是有代表性的、开花结果的环节。 主持人:这就是说，清华国学院走的是“新国学”的路子。 陈:对，作为研究体系的国学才有新旧，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学没有所谓新旧。只是我们研究的眼光、我们的方法有新旧。国学研究在近代以来其实已经都是新的了，都不是完全传统的了。从章太炎开始，到太炎门人，到清华国学院，它是越来越新，这种新是指他在文化意识、方法观念方面能够结合西方的、世界的中国学术研究潮流。 应该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创了清华文科研究的黄金时代。它构成了老清华文科辉煌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和示范。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这时候清华的人文学就按照分科的系统来发展了，办了分科的研究所，不再有笼统的研究院了，而是随着系分科了。这种分科的发展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间也创造了它的辉煌。因为虽然是分科，但是它的精神，它的学问宗旨，它的文化观，还是秉承了中西融合的路子，还是跟着国学院这个示范、这个先导范例继续走的。它的学术也可以看成是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光大和延续。 主持人:清华国学院是一个不分科的国学院。到了后来，进入了分科时代，也就是后国学院时代。说到这里，您能否谈谈冯友兰先生和张岱年先生，这二位都是您的老师。 陈:冯先生是1928年到清华的，应该说他是赶上了清华国学院的尾巴。当时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校长。罗家伦担任校长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国立清华大学”成立，原来没有“国立”这个名字，因为清华原来是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学校，而罗家伦就是要突出民族意识，所以将其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做校长，带了两个人，都是其美国留学的同学，其中一个就是冯先生，冯先生做秘书长，所以冯先生赶上了清华还有国学院的这一年。当然，冯先生自己并没有参加国学院的工作，因为清华国学院的后期已经是以陈寅恪为主。就冯先生的研究来讲，应该也是与此相合的。王国维有一个方法，陈寅恪总结为“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相参照”，而冯先生的哲学史应该说是外来观念与我们的固有材料结合起来的分析，从方法上来讲是一致的。冯先生后来讲，从信古到疑古到释古，清华所处的是释古的阶段，冯先生也把自己放在释古派里面，这说明他也把自己放在后国学院的时代里面，即他不是疑古的，而是释古的。释古怎么个释法?就是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那几条:相互参证，相互释证，相互补正。冯先生的讲法其实主要就是根据清华的经验，他自己也认为他的哲学史就是采取了释古的方法，比疑古的方法更进了一步，这个方法其实就是从国学院到后国学院期间整个清华研究的方法。 主持人:释古、疑古、信古这三个阶段是冯先生提出来的吗? 陈:是的，冯先生到欧洲开会，介绍中国史学研究的最新发展时，就介绍了这三个阶段。当然今人也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看法，这个没关系，我想冯先生所讲确实有他的道理，因为他是当时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国学时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主要代表之一。 至于张先生，他是1933年来清华的。就张先生的哲学思想来讲，他不是直接与清华传统有关系，而是张申府先生一脉下来的。张申府先生在后国学院时代也是在清华哲学系教书，这时候吸收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但是就文化观来讲，张先生提出“综合创新”，“创造的综合”，这是合乎清华传统的。他不是像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那样一边倒，以批判为主调，对中国文化不能说好话，只能说坏话，而是强调综合，在综合中还有创造，这与整个清华国学院的文化观是一致的。 四 陈:最后我要讲我们新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当然，我们是要总结历史经验，继承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那种新国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同时，我们今天还要再往前走一步，时代毕竟不一样了，现在是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 主持人:这是一条由清华前辈开辟的“新国学”之路。沿着这条路接着走下去，这是今天我们作出的选择。 陈:今天我们学术的积累跟上世纪初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人文学术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长足的进步。毛主席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现在我们就面临这么一个新的时代，就是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清华国学院的宗旨一方面是继承老的清华国学院，另一方面是进一步发展。今天为什么要叫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当然是继承清华的老的品牌，是它的精神上的延续，另一方面，我们用国学就是要突出一个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就是文化的主体性。外国人研究汉学没有我们中国人这样的主体意识，甚至可以说，西方的汉学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 主持人:这是在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构。 陈:我们新的清华国学院希望怎么来继承呢?八个字: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中国主体”是要突出中国人研究理解的主体性，要突出我们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理解，要理直气壮地突出我们自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研究方法。我想，这个时代应该是慢慢到来了。但是，这个中国主体不是一个孤立的主体，我们不是排外的，拒绝外部世界的，封闭的。世界眼光就是我们从老清华国学院继承的观点，这个眼光让我们不仅仅向世界汉学开放，也向整个世界学术开放，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化不仅要吸收汉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汉学的水平，我们还要吸收西方一流的人文学、哲学、社会学所有的营养，我们要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领导世界的潮流，我们要使我们自己不仅与世界合流，而且成为主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新时代中国国学研究所应当有的一个志向、宗旨。 主持人:新国学在今天新就新在一方面，坚持世界眼光，用他者作参照系;同时有所不同的是，有新的时代感，就是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这八个字，是对清华前辈留下的丰厚的精神遗产在今天的一种解读，也是未来自己发展的目标。那么，您如何落实这些东西?比如建制、研究方向、研究人员、教与学的关系，在这些环节怎么落实? 陈:体制还要再摸索。现在我们是应用国内比较流行的研究院体制，主要不是作为教学实体，而是打造一流的研究平台，人员是流动聘任，大概是这样，用清华的讲法，这算是一个“体制内的特区”吧，但是如何具体做，还要再摸索。 主持人:在研究方向上有什么重点? 陈:还是文史哲吧。刚刚开始我们还是叫总结经验、发扬传统，我们最近期的课题是要总结老的清华国学院的历史，先把这个工作做好，这段历史前人做了不少工作，我们现在要进一步做一些工作。清华国学院有七十个毕业生，有好几十个都是大家，比如王力、陆侃如、姜亮夫，但很多人的资料都没有很好地收集，我们现在要收集他们的资料，他们的手稿，把所有清华国学院毕业生的资料每人编一本，合起来叫《清华国学文存》，这一类的工作是我们的第一步，以后再主要陆续按照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展开。 主持人:重点的学科建设是什么?比如人大国学院有“西域学”。 陈:边疆民族史我们也不忽视。我们新办了一个杂志叫《清华元史》)，我们的核心教授中有专门研究蒙元历史的学者，因为王国维在清华的时候主要做的是边疆民族史，所以这个也是清华的一部分。这样的学科本身也是一个世界化的学科。 主持人:但是您的研究重点是宋明儒学。 陈:我们也会比较注重哲学思想的研究，比较注重哲学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整体的把握，但是也不会将其变为单一的哲学研究。 主持人:从体制上，和老的清华国学院比，不同之处是什么? 陈:老的清华国学院是以招研究生为主，这是很不一样的。但今天的体制不能再按这个方向，因为今天都是分科、系、院招研究生，有研究生院。老的清华国学院等于是研究生院国学系一样，但今天不能走这样的路了。在体制上我们要创新，力求新的方向，探索怎么样在一个研究平台的建设方面多发挥一些作用。我们核心教授的教学都是在系里，比如我在哲学系既教书又带学生，用个比喻，有点像基地一样。 (主持人 梁枢 整理录音:吴宁 张凯作) http://www.chsi.com.cn/jyzx/200910/20091026/36516046-4.html |
|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0:20:07 |
| 陈来，1952年生于北京，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当代著名哲学史家。1981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硕士，1985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师从张岱年。
历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并任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校兼任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副执行长。1986-198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任鲁斯学人作访问研究, 1995─1996年任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外国人研究员，1997年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任客座教授，1999年任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任特聘研究员，1999—2000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2002年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任客座教授，2003年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2004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学人。2009年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学术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其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本领域的世界领先水平。 学术专著 《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人民出版社 1991 《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 三联书店 1996 《陈来自选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朱子哲学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 人民出版社 2001 《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 三联书店 2002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3 《宋明理学》（第二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东亚儒学九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 作者：1984 提交日期：2009-11-02 10:28:48 |
| 清华国学研究院80年后重建
■本报记者 王洪波 -------------------------------------------------------------------------------- 清华国学研究院早已成为一段传奇，如今，这段传奇将续写新篇——80年过去后，清华将再办国学研究院。在11月1日成立大会举行前，将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的刘东教授接受本报采访，介绍了相关情况。 读书报：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已有整整80年，为什么会在现在“重建”？ 刘东：这与国学受到重视的大环境有关。实际上，早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早已成立了国学院。国学在民众中也很受欢迎，百家讲坛的热播，一些学术明星的走红，都已证明了这一点。但目前国学研究人才还比较缺乏，严肃、高深的研究还比较少，不利于国学持续、健康地发展。国学必须具备与世界先进文化对话的能力，这就要求它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也就是要寻找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有严肃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 读书报：与老清华国学院相比，我们今天对国学的理解是否有变化？ 刘东：什么是国学，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一个极端的看法是，国学就是“六艺”；另一个极端的看法则是，国学无所不包，一切中国学问都是国学。我们今天的理解，应该在这两种极端说法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实际上，国学是一个近代概念，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老清华国学院的几大导师，全是国内对西学了解最多的学者。比如梁启超，他不但是中学的通才，也是西学的通才，他对小说的引进、新闻的引进、政治制度的引进，都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又比如王国维，他早年专门研究康德、叔本华，还做了不少翻译。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都曾留学欧美，他们学问的根基是在留学时打下的。虽然他们都浸染于西学，但对中国文化的态度都不是消极的。他们不是要取消中国文化，而是要增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的能力，这才是真正中西合璧。老清华国学院开学时，吴宓在会上发言，对国学有一个定义：“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这是就国学研究的内容而言，而且这个内容范围的边界是确定的，但是，研究方法却是与时俱进的。80年来，研究方法当然有很大的发展。 读书报：老清华国学院成功的一大秘诀在于延聘名师，请问目前清华国学院研究团队的组成如何？ 刘东：老清华国学院的团队确实很强大，这个阵容，在当时没有哪个学术机构能与之相比，恐怕今后也难有与之匹敌的。另外，老清华国学院学生的水准也非常高。老清华国学院1925年成立，1929年停办，总共只招收了70多个学生，其中40多个后来都成了知名学者，如王力、陆侃如、高亨、谢国桢、徐中舒、姚名达、刘盼遂等，成材率如此之高，令人惊异。当时中国文化虽然遭遇了重大打击，但其命未绝，仍有一批好学深思的年轻人，从小浸润于中国古代典籍，打下了学问的底子，他们报考清华国学院，其实是带艺投师。另外，当时中国大学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故而清华国学院全无今天大学体制化的弊病，而是延续了中国古代书院的风格，这种风格，比较适合国学的传授。我们不好拿现在与以前相比，但老清华国学院的存在，对今天的我们是一种激励。 目前的清华国学院已有4人，我想我们这4个人都能够独当一面：其中陈来主要研究中国哲学，他是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刘迎胜、姚大力均以元史研究见长，他们是中国元史研究会的正副会长；而我主要研究美学、比较文学和国际汉学。当然，这个团队还会有新的人加入。 读书报：请问国学院成立之后会有哪些计划？ 刘东：与老清华国学院以及现在国内其他高校的国学院不同，清华大学国学院不以教学为主，也就是说，我们不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但会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开展研究为主。至于具体的计划，我概括为：“三个讲座”、“两个杂志”、“四个丛书”。 “三个讲座”包括：“梁启超讲座”（思想与宗教）；“王国维讲座”（美学、比较文学和汉学）；“陈寅恪讲座”（元史及边疆民族史）。这三个讲座分别由陈来、我、刘迎胜和姚大力主持，但不是我们自己主讲，而是邀请国际上的顶尖学者来讲，比如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和美国著名学者德里克答应我们的邀请，可能来清华讲学。 “两个杂志”是《中国学术》和《清华元史》。 “四个丛书”包括：“清华国学讲座丛书”；“清华国学院文存”（将全面整理清华国学院几位导师及其弟子的著述）；“清华国学论丛”（收录与清华国学院有关学者的新作）；“清华国学译丛”（将中国学者最好的著述翻译介绍到国外，如王国维《人间词话》、陈寅恪《唐代政治制度史论稿》已列入翻译计划）。 http://www.gmw.cn/01ds/2009-10/28/content_1002214.htm |
| 作者：把吴钩看了 提交日期：2009-11-02 10:45:19 |
| “三个讲座”包括：“梁启超讲座”（思想与宗教）；“王国维讲座”（美学、比较文学和汉学）；“陈寅恪讲座”（元史及边疆民族史）。
==================================================== 再加一个"赵元任讲座“（语言学）不是难事吧。。。 |
|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1:11:41 |
| 这个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改天问问去 |
| 作者：爽口马老 提交日期：2009-11-02 11:11:57 |
| 新四大导师：
长乐老（边疆史地） 八百民（语言学） 脉望（美学、比较文学和汉学） ？？（思想和宗教） 还得寻找，谁最合适尼？ |
| 作者：diamonds 提交日期：2009-11-02 11:16:19 |
| ？？（思想和宗教） 还得寻找，谁最合适尼？
还用说么，马老？ |
| 作者：爽口马老 提交日期：2009-11-02 11:16:49 |
| 四小导师;
台州肥肥（文献学） 井田制（文物学） 一丁鸽（美食与传统文化） 有知识（从历代食货志看管理） |
| 作者：爽口马老 提交日期：2009-11-02 11:17:39 |
| 作者：diamonds 提交日期：2009-11-02 11:16:19
？？（思想和宗教） 还得寻找，谁最合适尼？ 还用说么，马老？ ====================== 兄认为谁最合适？ |
| 作者：爽口马老 提交日期：2009-11-02 11:17:39 |
| 作者：diamonds 提交日期：2009-11-02 11:16:19
？？（思想和宗教） 还得寻找，谁最合适尼？ 还用说么，马老？ ====================== 兄认为谁最合适？ |
|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1:18:14 |
今天早上俺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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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diamonds 提交日期：2009-11-02 11:18:25 |
| 还用说么？马老！ |
|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1:18:43 |
真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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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爽口马老 提交日期：2009-11-02 11:19:04 |
| ??????? |
|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1:19:04 |
小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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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1:19:21 |
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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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1:19:48 |
一串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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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1:20:09 |
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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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爽口马老 提交日期：2009-11-02 11:20:15 |
| 拍得乱七八糟的
不忍卒睹:(((((( |
|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1:20:28 |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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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1:20:45 |
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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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1:21:48 |
| 凑合看看，现在估计雪都化了
干活去了:)))) |
| 作者：史博鹏 提交日期：2009-11-02 13:19:00 |
纪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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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史博鹏 提交日期：2009-11-02 13:19:55 |
此书已售给孔网的和某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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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史博鹏 提交日期：2009-11-02 13:20:35 |
书口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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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3:21:14 |
| 史兄的照片好，看上去这本书的封面好像用的陈丹青的画。 |
| 作者：史博鹏 提交日期：2009-11-02 13:27:02 |
井田好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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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史博鹏 提交日期：2009-11-02 13:27:51 |
| 陈丹青《国学研究院》画中5人从左至右分别为70年前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五位学术大师。
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的保利公司2007秋季拍卖会夜场连报高价，上百件拍品超过百万元成交，多件艺术品拍出千万元高价。陈丹青的油画《国学研究院》以1200万元落槌，创下个人作品拍卖纪录，也让他成为继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刘小东、冷军、石冲等艺术家后，又一位跻身“千万元俱乐部”的艺术家。 |
|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2 13:32:26 |
| 多谢史兄
这个画不是给清华创作的么？怎么拍卖了？ 回头找找八卦看看去 |
| 作者：北京书话 提交日期：2009-11-02 13:49:34 |
| “中国主体，世界眼光。” |
| 作者：藏用 提交日期：2009-11-02 13:56:56 |
| 作者：把吴钩看了 提交日期：2009-11-02 10:45:19
“三个讲座”包括：“梁启超讲座”（思想与宗教）；“王国维讲座”（美学、比较文学和汉学）；“陈寅恪讲座”（元史及边疆民族史）。 ==================================================== 再加一个"赵元任讲座“（语言学）不是难事吧。。。 估计是请不到人吧。人家又不是看到你清华请就去的。恐怕还是难事吧。 现在这些人中，思想与宗教，陈不可以请；元史，姚大力可以请；美学啥的，刘东一伙的； 语言学方面，现在清华国学院的这些人，没有搞这一块的，请不来有名头的学者。以后还是会补上的。 |
| 作者：云乎哉 提交日期：2009-11-02 17:35:51 |
| 不同意“清华恢复国学院”的说法，因为所有的相关因素都变了。这么去续道统，于两造都不好。 |
| 作者：冷绿 提交日期：2009-11-03 08:47:14 |
| 只要知识不是只剩纯粹的货品属性热爱文化不是只剩下形式怎么说怎么做都好。 |
| 作者：五明子 提交日期：2009-11-03 17:28:44 |
|
看这架势，国学院是清华的，国学院讲的国学是买的外卖。。 |
| 作者：井田制 提交日期：2009-11-03 17:32:45 |
| 老五哥好！
好像跟您说的差不多，或者就是国学研究院主张的“中国主体，世界眼光”的具体表现？ |
| 作者：五明子 提交日期：2009-11-03 17:37:22 |
| “清华国学译丛”（将中国学者最好的著述翻译介绍到国外，如王国维《人间词话》、陈寅恪《唐代政治制度史论稿》已列入翻译计划）。
============================================= 期待中。。。你说呢，井老。。 |
| 作者：五明子 提交日期：2009-11-03 17:38:11 |
| 王国维《人间词话》
================= 这个有译本了，改俩字就成国学院的了。。 |
| 作者：熟读世说新语的人 提交日期：2009-11-03 18:52:13 |
| 已读 |
| 作者：liliy 提交日期：2009-11-04 21:44:52 |
| 宽正•沉潜•广大•高明
——访清华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教授 （本报按：清华大学将于十一月一日召开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社会各界对此极为关注。为此，本报特派记者走访了正在忙于创院的刘东教授，就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度采访。在采访中，记者有幸目睹了张充和女史所书国学院院名与饶宗颐先生所书院训。） 记者：欣闻八十多年前大名鼎鼎的清华国学院即将重现在清华校园，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为何时隔这么久，它才又再次出现？ 刘东：历史的断档的确耐人寻味。清华国学院从一九二五年成立到一九二八年解散，在历史舞台上只存在过短短四年。我想，当时的人们恐怕并未完全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否则就不会投票赞成解散了。然而，断档并不意味着空白，正是毕业于清华国学院的那些前辈，以此后辉煌的学术履历证明了，这个学府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史、学术史和文化史等方面，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被追溯为当代文科学术的重要源头。那么，清华校方何以对国学院的恢复如此慎重？这不是一个刚从北大调来的教授就能回答的，原因想必有各种各样。但从眼下的出发点上，我们至少可以正面地说，它的重振肯定和近来国学广受欢迎的宏观环境有关。无论如何，国学不应只出现在电视中，也应走进学理研讨班，不仅可以具有娱乐性，更要显示出严肃性，不仅具有某种商业价值，更应显示出学术品格。基于这样的考虑，清华做出今天的举措，可以说正是时候！事实上，在本校恢复国学院之前，已有几所兄弟院校建立了类似的机构，它们或着手整理基本典籍，或普及基本知识，或从某一侧面展开探究，都在为国学发展尽一份力。这种局面自然也刺激了清华去回想自己那段最为辉煌的历史和传统。 记者：我们注意到，贵院使用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院名，而被惯称为“清华国学院”的那个学府，在历史上的真实名称，则是“清华学校研究院”。那么，如今它究竟算是重新建立呢，还是从头做起？ 刘东：你的问题总是这么尖锐！不过对于这般非此即彼的问题，我的回答却是——其实两者兼有。 我们当然是在从头做起。历史不可能简单地重复，更没有谁想要比附为几大导师。回想起来，初建清华国学院的时候，传统文化虽已遭到重创，但它的文脉还没有断裂，还有很多念书人谙熟经典，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风习还服膺经典。正因为这样，只怕当时无论办什么研究院，都没有办国学研究院方便，只要大纛一立，各方的才俊都会来带艺投师。而现在，财力物力虽非昔日可比，各类学科也早已形成规模，却偏偏只有国学这一行，已经面临着中断失传的危险。所以你看，两次建院的历史背景，就有这么大的差异！此外，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院，实际上早于清华大学成立，由此自然要为了凝聚师资，而承担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而现在，清华大学早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学府，国学院自然无需再走原来的老路，否则无异于堂上架屋，很难跟现行的教务沟通理顺。基于这种考虑，今天的清华国学院，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高级研究机构，它将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哥廷根科学研究院与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那里，广泛地寻找办院的经验和灵感。与此同时，随着本国国力的逐渐强大，中国也确实应该逐渐建立具有这种水准的研究机构，来使自己的学术文化保有旺盛的创造力。 但我们确实又是在恢复和重建。国学院的前贤们，留下了宝贵的教学经验、丰硕的研究成果和自由的学术精神，举国的学术界都在承继它，我们自己又岂敢自外于它？别的不说，只要看看国学院现在的人员构成，你就可以依稀看到往日的影子，因为国内其他类似机构，往往都是一种雁阵式的构成，无意间在突显某个带头人，而我们这边却从一开始，就只愿吸引并驾齐驱的学者，——这当然还是有旧日的影子在，因为往昔的清华国学院，就是以师资特别雄厚和平衡而著称的。 记者：重建清华国学院，固然令社会各界都充满期待，但同时也让人不无迷惑，比如曾经听人说，清华国学院不过是一种神话。我很想听听，你作为局内人，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刘东：很多朋友都说过这类的话，比如我在北大的同事陈平原教授，就曾以《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为题，到这个校园里做过讲演。我倒觉得，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只要不对“神话”做太过狭隘的理解。当然也不能否认，“神话”一语确实包含一个义项，即幻想与不真实，常用于批评和贬义的评价，使人只要一听到“神话”，就觉得这是一种人为的拔高、是子虚乌有，是荒诞不稽。不过，如果你细读有关神话学的论著，还有柯文刚刚在《历史三调》中的论述，你或许会转而想到，其实神话本身是人类思维中最古老、最正常的方式之一。一个人总会有一个玫瑰色的幼年，总爱叙述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对自己非同寻常的早年故事，那正好证明了人们的这样一种期望，即便过去不是实然如此、将来也当应然如此！或者说，神话这种思维方式喻指着，就算过去没有做到、未来也必将做到！就此而论，其实只有享有神话的人，才会有心力去建构光明的未来。有意思的是，我刚从北大中文系那边调来，而那个学府在全国人民心中，特别是在孩子们心中，肯定也属于另一种神话，也同样具有类似的积极意义。 当然，也不妨坦荡承认下来：清华国学院确实就是一个神话。稍稍回顾一下，一个只存在过短短四年的教育机构，竟能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这样的老师，并能培养出像吴其昌、徐中舒、杨鸿烈、周传儒、高亨、姚名达、谢国祯、陆侃如、朱芳圃、戴家祥、王力、姜亮夫与罗根泽这样的学生，恐怕随便你放眼宇内，再没有哪个学府可以做到了吧？甚至，即使像哈佛那样得天独厚的学府，让它只在四年内招收七十个学生，也难以保证就能培养出多达四十以上的知名学者！在这个意义上，就算承认清华国学院是个神话，那也一点都不过分。再者说，无论是外乱还是内耗，这个曾像流星那般一耀而过的学院，以及其导师陈寅恪为其导师王国维所写的、如今已是残损斑驳的碑文，都一直在激励着后学们坚持求索，保持操守、守护文化，这难道还不是一个神话么？ 进一步说，面对这个神话，更加需要深思和追问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当时那些人，他们占有了怎样的契机与条件，才足以创造出这种神话？限于时间，在这里只特别指出一条，那就是清华国学院的独特教育模式。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你会发现，清华大学那时还没有建立，而这就反讽地意味着，所有现代大学教育模式所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当年的国学院都还未曾经历。由此，沿着原有的文明惯性，它虽名叫“清华学校研究院”，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维持着具有古风的师生关系。这样一种类乎书院的教育方式，所产生的独特师承关系，跟现代学院人之间的竞争关系，绝对是迥然有别的。比如，当时梁启超就常跟学生做无所不至的竟夕之谈，并且每每站在书案前信笔挥毫，为他们写下砥砺学风的话语。在那样的氛围中，学生对老师高山仰止，老师对学生倾囊以授，彼此都如沐春风之中，共同涵泳着中国文化。这样的教学和求学经验，曾是以往书院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却跟现代学术体制格格不入。正因为这样，我们可否再做一点畅想，想到也许清华国学院正是有意无意间，用了一种最适宜传授中国文化的方式来传授中国文化，这才导致了它的高度培养命中率。想到这一层，或许类似的奇迹就未必不会再现，因为只要真能去身体力行，也就有可能去再造神话。 记者：在当今的语境下，“国学”这个词充满歧义。最保守的看法认为，国学只能包含最古老的学问如六艺，而最开放的人则认为，国学简直可以是无边无沿的，只要是与中国有关的学问，都可称之为国学，哪怕是千奇百怪的时髦学问。那么，您对于这个词是如何理解的？您将用什么样的观念来开放它，又用什么样的观念来收束它，这里面有没有一种库恩所说的必要的张力？ 刘东：把“国”和“学”并列起来的称谓，其实用得很早，最开始指国之庠序，就是国家所开办的学校，官办的教育机构，而不是某种知识领域。而现在所说的“国学”，尽管在字面上看着雷同，却并不是这个意思，它既不是国家之学，也不是官府之学，而是民族之学，或者本土之学。事实上，正是在西学东渐之后，国人在遭遇外来冲击之余，发现除却西学之外，还有本民族的学术文化，所以它是参考着一个外来的他者，才得以重新界定自己的。对于“国学”的这两层含义，一入手就要清楚地辨析，而不要望文生义，在一个到近代才产生的概念里，强行填入远古的知识系统。 由此出发，回顾一下国学院几位导师的知识结构，你自然会想到，清华国学院从来都不曾抱残守缺过。比如梁启超，不仅在中学方面是通人，在西学方面也同样是通人。当年他那支健笔，传递过多少西方知识？很多国人在这方面的基本通识，都是通过他的报刊文章而获得的。王国维的早年，更是完全沉浸在西学中，他曾系统研读过德国古典哲学，还翻译了不少外文著作，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和比较文学的开山。对于他的治学方法，陈寅恪曾经总结为三种对比关系：即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你看看，这里哪一项是死守着老旧的传统？然而，它们却也没有一个是脱离了文化本根的，都是在外来刺激下产生出来的、对于西方文化的回应与对答。至于陈寅恪本人，其主要的治学能力，即所谓四大支柱，都是在十余年的留学中奠定的，而他一生信守的学术自由观念，一方面既体现着中国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另一方面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密不可分。另外的两位导师赵元任和李济，一个为中国带来了语言学（Linguistics），一个为中国带来了考古学（Archeology），在当时都是绝对新颖的学问，那是更不在话下的了。 所以，当年的清华国学院，无论说四大导师也罢，讲五大导师也罢，做起学问来都是熔古今中外于一炉，而又能对紧迫的本土问题，做出适时的文化回应。透过他们的学术实践活动，你很容易联想到，所谓“国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直如维根斯坦所说，构成了一组意义不断滑移的家族相似的语言游戏。如果到了今天，还有人只说国学就是六艺，那就使人不免想起黄侃当年那句名骂了——八部书外皆狗屁也！ 当然了，即使是这种听上去并无道理的坚持，我也能体会到它的用心，那就是对于国学不断变异的忧虑。基于中国文化本身的主体性，我们必须再追问一句：所有的中西合璧都必是好的吗？那倒未必！照我说，只有在中外融通的过程中，本文明的独到特色和价值理性，不是被蚕食鲸吞，和逐渐化为乌有，而是在汲取了国际文化的养料之后，发育得更加茁壮，这样的跨文化效果，才是健康的和可以接受的，才有助于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否则，要是仅仅作为普世样板的西方文化的地方性知识，这样的国学发展之路，就会越走越窄了。所以对于国学这个概念，又必须有一个收束，必须基于或者无违于本民族的价值传统、问题意识、生活经验和审美情感。 最近我正在写一本新书，叫《跨越与回归》，就是在谈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我循序考察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具西学知识的那几位学者，比如严复、辜鸿铭，还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乃至整个的学衡派。特别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些无论外部知识还是外语能力在当时都堪称最佳的学者，尽管完全可以享受他们自己的西学话语权力，却在获得了世界性眼光之后，反而会从比较文学的意义上，回过头来依次进行文化的回归，重新来正视固有的文化传统。事实上，正是在这种“跨越与回归”的循环往复中，国学这个概念也得到了不断地扩展与丰富，这是一个螺旋型上升的过程，它正是在熔铸了中西知识之后，固有的学术文化不断焕发出新意的必要途径。 记者：跨越与回归，——听起来真有意思！那么，马上就要成立的清华国学院将如何来实现“跨越与回归”呢？有什么具体的设想能让我们先知为快吗？ 刘东：刚才已经说过，新的国学院主要是一种学术研究机构，所有的基本计划都必须准此出发，我可以在这里先介绍设想得稍微成熟一些的项目。 首先，为了追思本院当年的“三大巨头”，我们最想开展的项目就是启动三大讲座。其中，“梁启超讲座”将由陈来教授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思想与宗教；“王国维讲座”将由我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美学、比较文学与汉学；而“陈寅恪讲座”则由刘迎胜教授和姚大力教授共同主持，其大体的治学方向将是元史及边疆民族史。今后如果条件成熟，我们行有余力的话，还想创办其他讲座，比如赵元任讲座、李济讲座，还有专门纪念对三四十年代清华文科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教授的讲座。 需要特别说明，这种讲座形式本身，就是对本院传统的一种继承。不知你是否了解，中国现代史上几次最著名的来华学术交流，就是由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所发起的，该团体曾经每年一个，先后请来了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进行较为长期的学术交流，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而且对于此后的文化也是影响久远。而相形之下，尽管在经济上有了巨量的增长，目下人文学术界的所谓开放，还主要是指我们自己“走出去”，而不是把谈话对手“请进来”。由于这样的学术交流，都是对方在出资金定课题，所以知识生产的主动权，就几乎完全交到了别人手里，很多讶异国人和迎合外人的奇谈怪论，就是沿着这条路产生的。到现在，总算是风水轮流转，仰仗着清华校方的大力支持，我们终于有了能力，可以直接邀请海外学界的领军人物，来国内进行较为长期的交流活动了。 你想，杜威和罗素来华的时候，中国的国力该多么贫弱啊！然而他们毕竟是大哲学家，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足以透过很多表面现象和暂时状态，看到更深层的价值选项问题，所以他们的一些惊世骇俗之论，不仅在当时激发了想象力，就是拿到今天，仍然是博士论文的好题目。由此就更不要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设想，将要请到清华的国外领军学者，并不是只到这里照本宣科，他们将要在校园里放松一段时间，跟同学们唇枪舌剑地交流，跟中国学者隔着圆桌各抒己见，甚至如果时间允许，还打算带着他们到处去逛一逛，去实地认识一下中国，再回来补充和修改自己的讲稿。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知识生产的过程本身，就已渗入相当多的中国经验。 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好处呢？其中之一，就是可以通过这种高端的交流，来逐步避免或部分克服这样的窘境，即现有的政治哲学、社会思想和文化理论，主要是对欧洲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一旦挪用到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上，总难免就会出现脱节和错位。二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孜孜译介国际汉学知识，至今已经有了巨量的翻译成果，然而你必须知道，那些厚重的学术著作背后，都潜在着某种西方理论的预设或框架。正因为这样，它们有时候听起来很能说服人，有时候就有点隔靴搔痒，是在拿欧洲理论和中国经验在进行尝试性磨合。而今后，我们希望借助于上述讲座的交流，不再仅仅跟汉学家们对话，而且还跟他们背后的那些“理论制造者们”直接对话，促动他们在下次再写书的时候，能够纳入一些中国的或印度的经验，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尤其当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自古代文明时。我想，这样的一种交流，不光对中国学者有好处，而且对世界学术也有好处，因为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总结，就会带有更大的普世性，从而避免再听到大声的抗议——你的理论强暴了我的经验！ 记者：听起来，清华的学子们真是有福了！那么，更多的不在清华读书的学生，能够分享到这些讲座的内容么？ 刘东：作为计划的一部分，这种讲座一旦完成，马上就会进行翻译、整理与修订，以便尽快在一套新创的《清华国学讲演》丛书中，公布给全社会！我们希望，诸如此类的深度学术交流，会为当代文化交锋留下一个活生生的样本，也向后人提供一个研究比较文学和学术交流的鲜活案例。 记者：除了三大讲座以及延请国外知名学者的计划外，还有没有其他具体设想？ 刘东：设想不一而足，但限于时间关系，无暇逐一说明。但简单说来，可以概括为两份学刊，四套丛书。 学刊方面，首先一份是由我本人主持的、长期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中国学术》杂志，而随着我本人的加盟清华，标明为“清华国学院院刊”的最新一期，这几天也已出版。这份杂志以所坚持的学术论证质量和中西互动深度，也可以代表国学院今后的学术方向和水准。而另外一份学刊，则是将由姚大力教授主持的《清华元史》，至于它的内容和主旨，你最好请他来说明。 丛书方面，除了已提到的《清华国学讲演》丛书外，还将启动《清华国学文存》的编纂。清华国学院既然成立，就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我们已经为了做到这一点，而专门招收博士后了。目前，虽然也有北大同事夏晓虹教授的一些相关努力，不过就整体而言，学术界对于清华国学院院史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而对其导师和学子著作的系统整理，更显得尤为欠缺。比如，就连像梁启超、王国维这样显赫的导师，其著作都缺乏一个完备的善本，更不要说在五位导师之外，还有不少像马衡、浦江清这样曾在这里代过课或当过助教的学者，他们后来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可惜反映其学术成果的出版物，还有很大的补课空间。此外，更为艰巨的任务来自，前边已经说过，清华国学院的四届毕业生中，后来有相当一大部分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们的学术研究，既体现着清华国学院的教育成果，也是学术薪火传承的重要环节，但其中不少人的遗著都未曾得到整理。我想，只有在对每一个人都编出学案，并整理出一卷选集之后，人们才能更加全面地纵览到本院当年的成就，而你所说的那个学术“神话”，也才能活灵活现地展示在大家面前，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才能更加切实地去体会和总结清华国学院的当年经验。 另外，我们还将创办一套《清华国学论丛》，专门收纳本院教授、合作学者和访问学者的最新成果。国学院的工作一旦正式开展，我们就会通过网站和其他媒体，提供一些公开竞争的机会，吸引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们，到清华园里来享受它的幽静和便利，并且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时间内，完成一定的科研项目。我们还会实行member制，即凡是在国学院工作的学人，无论资质深浅，都是理所当然的member，都可以平等享有学术发言权，从而共享一个自由宽松的讨论空间，人们有了新的研究成果，也都会轮流拿到院里来展示，接受同行们的挑剔与批评。由此，最终自然会形成一些成果，然后我们会把它们拿到学术委员会上，讨论它是否够格纳入《清华国学论丛》。顺便介绍一句，本院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将由刘迎胜教授担任。 最后，我们还会创办一套《清华国学译丛》。目前，整个国家都在推动类似的计划，要把古代的学术经典、乃至百年来的学术经典，逐步翻译成外文推出，以利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如实认识。清华国学院对这个计划的襄助，将会是从自己的立场和资源出发，首先选取部分导师的代表作，指导它被相对精确地翻译成英文。比如，我们首先会推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英文本。与此同时，这套译丛也将会收纳一些国学院现任教授的代表作，乃至国内其他著名学者的代表作。 记者：谢谢您向我介绍了这么多！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有幸见到饶宗颐先生为清华国学院题写的院训——宽正、沉潜、广大、高明，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刘东：这个院训，最早是在游泳池里想到的，此后就形成习惯，一连好几天，每逢进入池中击水，脑际就不断地回响那几个关键词。你当然知道，清华大学本有一个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也是本院导师梁启超所提，它一直是清华人的骄傲，也一直是清华人的修身之本。不过，考虑到梁先生提出的校训，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群体，而突出一个做人的标准，那么清华国学院作为一个高等研究机构，则应当基于更高的标准，来进一步规范做学问的问题。 院训内容经过了反复讨论，甚至直到前几天我给饶公写信时，还在询问他是否需要斧正。但现在从他刚刚寄到的手书来看，饶公似乎是认可了我的想法，使我也总算松了口气。最终定下的“宽正、沉潜、广大、高明”这八个字，都涉及对学风的倡导与垂范，它们当然各有经典出处，这里其实也不必细讲，更为重要的是，你只要想到各自的反义词，就会想到它们在针砭和砥砺什么了。“宽正”是针对“偏激”而言，反对刻意求新而不惜偏激；“沉潜”是针对“浮躁”而言，反对急功近利和浅尝辄止；“广大”在反衬“偏科”，要求思接千载心忧万民，而非为了课题意识而舍弃问题意识；“高明”则在反衬“表浅”，要求既有高远的终极关怀，又有深刻的洞察力。 另一层重要的意思是，你从梁启超先生在八十年前为清华所题的校训，到饶宗颐先生于九十高龄为国学院书写的院训，足以看到绵绵不绝的薪火相传，而对于学术的责任心，对于文化的使命感，就这么一代又一代地交接下去、叠印下去，只要这样的传统不会中断，那么前贤们守先待后的努力，就肯定不会白费，中国文化也就必将会有光大的未来。 跟饶公的书法交相辉映的，还有张充和女史为我们书写的院名。充和先生的年事，甚至比饶公更高，已经97岁了！然而她写起大字来，还是这么挥洒自如，更不会带半点烟火气。我这次能借着到耶鲁开会之机，请这样一位世纪老人来为国学院题名，真是莫大的荣幸。我甚至还受到那情景的感染，当场为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充和先生，见到你才更使我想起中国文化之可爱！”值得注意的是，饶宗颐先生和张充和先生，原本就是生平好友，而且饶公的一些诗作，也是由张充和先生来书写的。而现在，他们一个为我们题写院训，一个为我们题写院名，两件墨宝一阳刚一阴柔，相映成趣，更显得弥足珍贵。清华国学院马上就要召开成立大会，到时候我们会现场展示这两幅字，相信它们会使会场增色不少！ 2009年10月23日于清华园立斋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
| 作者：一世永飘 提交日期：2009-11-04 22:34:57 |
| 看来俺不让它恢复
也只能是螳臂当车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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