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燕京末日-论坛-布衣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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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燕京末日

作者：灰光灯提交日期：2009-07-16 23:28:19

    一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不久之后，住房调整，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住的是系里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据说我们俩是燕大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副教授，兴华比我还小一岁。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过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中国流传的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来燕园探亲访友，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十六，而主编却在编者按里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一座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壁炉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都让我感到满心的喜悦。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妓、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在线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各级党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二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拿到全校大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威尔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着风险公开支持过共产党，曾几何时又都被打入了另册，无异于阶下囚。

    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三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指控组织「十人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从猿到人，从人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里踫见过他的家属，手里堤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系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四年级班上三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譬如说，有一天有一位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说The Wings of the Dove（《鸽翼》）。我回答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老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我一惊，一时说不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做，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然也被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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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检讨。她首先批评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在西语系教学工作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响、西方教育、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决心改造思想。俞大絪教授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胡稼胎教授着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内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系〕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头一棒，骂我的检讨「浮皮潦草，避重就轻，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著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在谈话中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详细陈述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不要有任何顾虑。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这次不远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再到文学院教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出一份自传。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约我到他府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面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代了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枝香烟，对着我喷云吐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出国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来不是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用马列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

    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教材是我带回的法斯特和德莱塞小说，选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被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已提前调到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领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学校向「老大哥」学习，进行「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调整后的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从分配。这时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都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干扰分配工作。这是我初游这片避暑胜地，虽然不会游泳，倒也能把几个月来扰人的记忆暂付海涛。

    从青岛回来后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英语教授的阵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她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教授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论功行赏，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兴华荣任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岁，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英语教师，其中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赞教授荣任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另一方面，陆志韦则贬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三人统统迁出燕园。

    十一月，我也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离开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四

    故事并没到此为止。翦伯赞官运亨通，又当上了新北大副校长。兴华也一帆风顺，两年后当上了副系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评上高教三级职称，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他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继问世。成为文学翻译的经典。同年，我从南开调回北京一所外语学院任教，第二年「反右运动」中就被划为「右派」，流放北大荒。没料到，「进步很快」的兴华竟然也没逃此劫，罪名是「反苏」，因为他主张在英语教学中不必向苏联学习。一向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动言论」戴上了「右派」帽子。同时，陈梦家在考古所当上了「右派」，萝蕤因受刺激过度，造成精神分裂。俞大絪平日「追求进步」，幸免于难，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长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却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这一来，当年燕京西语系三位男教授和两位女教授的丈夫统统都打成了「右派」，一个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多少位教授们成为「横扫」对象。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步」的俞大絪教授不堪凌辱，率先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伦教授，也含恨告别了他曾经热爱的党。我的同龄人、才华盖世的吴兴华在校园烈日下劳改，口干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在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文诗，如听天籁。）污水下肚，继续劳改，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要打成「现行反革命」。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虽幸而逃脱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厄运，却照样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兴华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公墓，限期两年。他的遗孀被长期下放，等她返京时，骨灰早已被「处理」了。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红尘。赵萝蕤教授硕果仅存，可是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

    在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韦校长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韬光养晦，仍是当然的「横扫对象」。后来又以七十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孓然一身，精神逐渐失常，一代宗师流离乡野，俨然里尔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长逝。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死于狱中，罪名是「为美帝提供政治情报」。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翦伯赞教授，多年来飞黄腾达，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终于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萝蕤的父亲、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幸得善终，于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龄在北京寓所逝世。

    七九年十一月，我劫后余生，从安徽返京，到颐和园附近的学院办理「错划右派改正」，顺道重访燕园。那天正赶上寒流侵袭，冷雨凄凄。我沿着似曾相识的未名湖踽踽独行，欲哭无泪，脑子里冒出两句旧诗：

    忍看朋辈成新鬼，天阴雨湿声啾啾！

作者：lcw010 提交日期：2009-07-16 23:52:41

好贴，值得一读。

作者：金佛老樵提交日期：2009-07-17 00:01:22

一滴泪

作者：浅翁提交日期：2009-07-17 08:42:36

一九八四

作者：似乎有知识提交日期：2009-07-17 08:56:28

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作者：适无涯提交日期：2009-07-17 09:11:48

法西斯

作者：邯郸学步集提交日期：2009-07-17 09:45:02

读过他女儿巫一毛写的《暴风雨中一羽毛》，看到了另一面的巫宁坤。

作者：岁月无痕提交日期：2009-07-17 09:47:59

一口气读完了，无语。。。
“到颐和园附近的学院办理「错划右派改正」”-------国关？

作者：茶杯提交日期：2009-07-17 10:45:20

好

作者：wyf2073 提交日期：2009-07-17 11:16:42

灰光灯这篇写的不错。

作者：灰光灯提交日期：2009-07-17 11:29:14

    W老又在消遣俺了，这是巫宁昆写地
    最近孔夫子出现了赵萝蕤翻译的艾略特《荒原》，想起了巫的这个
    也有一些关于吴兴华的信息，俺很感兴趣，随便重读重读撒

作者：邯郸学步集提交日期：2009-07-17 12:16:20

《荒原》，去了南京.

作者：脉望提交日期：2009-07-17 21:23:02

一滴泪好。

作者：灰光灯提交日期：2009-07-17 21:24:02

得到这个《荒原》，心情恐怕比董桥得到英国初版的那个还要高兴
赵萝蕤的翻译似乎甚得力于乃师叶公超，叶对艾略特很有研究，和诗人本人也是熟悉的朋友

作者：邯郸学步集提交日期：2009-07-17 21:26:33

灰兄说的好。

作者：灰光灯提交日期：2009-07-17 21:30:30

叶自己似乎也很受艾略特影响，不知道写过新诗没有，钱老在围城里用“四喜丸子”曹元郎影射叶，曹写的即乱遭遭的“山寨版艾略特”，叶也是钱的老师，估计很不爽

作者：灰光灯提交日期：2009-07-17 21:32:00

    巫宁坤的《一滴泪》，借用孔网的书影，这个邯郸兄想必已备了：）

作者：hycirin 提交日期：2009-07-17 21:32:07

hao

作者：脉望提交日期：2009-07-17 21:36:09

我只有电子文档。实在不过瘾。：）

作者：灰光灯提交日期：2009-07-17 21:37:44

我是在网上读的，和脉老师一起不过瘾：）

作者：邯郸学步集提交日期：2009-07-18 23:55:59

    除了上面这本，我还有02年远景版。

作者：邯郸学步集提交日期：2009-07-18 23:56:46

    里面有多幅插图。

作者：灰光灯提交日期：2009-07-19 13:15:17

邯郸兄的书影真漂亮，巫一毛写的《暴风雨中一羽毛》大概也有吧，看网上没有卖的，好象巫氏父女的这2本都是大陆禁书。

作者：食货提交日期：2009-07-19 18:04:44

见过英文本,没买

作者：似乎有知识提交日期：2009-07-19 18:22:03

沈家的书房也好乱啊。给自己的乱找了个理由。哈哈

作者：邯郸学步集提交日期：2009-07-19 20:06:34

    一羽毛，是系列书的一种。
    有人说：中国人脖子以下的自由增加了，脖子以上的自由减少了。
    呵呵，现实就是这样，此话题就不展开了。

作者：风林火山提交日期：2009-07-19 20:09:42

化装成国安去抄家

作者：慕恪斋主人提交日期：2009-07-20 08:03:57

楼上经常穿马甲干坏事！！！！！！！！！！！！！！！！！！！！！

作者：灰光灯提交日期：2009-07-24 21:33:59

    作者：灰光灯提交日期：2009-07-17 21:24:02
     得到这个《荒原》，心情恐怕比董桥得到英国初版的那个还要高兴
     赵萝蕤的翻译似乎甚得力于乃师叶公超，叶对艾略特很有研究，和诗人本人也是熟悉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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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我说错了，今天忽然重看到赵萝蕤回忆叶公超的文章
    我忘记在哪里看到的说“似乎甚得力于乃师叶公超”的论断了，全当是信口开河吧

作者：灰光灯提交日期：2009-07-24 21:34:42

    怀念叶公超老师
    作者：赵萝蕤


    　　陈子善先生约我写一篇回忆叶公超老师的小文，我太高兴了。
    　　但是从哪里谈起呢？
    　　我是一九三二年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外国文研所当研究生的。在此以前，不是不知道叶公超先生是何许人。我在燕京当学生时曾在朗润园的草坪上演出过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充当女扮男装的罗莎林。那时候听说叶公超老师也来看了，并且有人指出，“呶，那就是他！”他是闻一多先生的好朋友；因为和梦家的关系，我也和闻先生熟起来。闻先生创办《学文》这个短命的杂志时让我翻译外国的文艺理论，自然就知道有个才华出众的叶公超先生，外国文学专家。不过当他的学生则是一九三二年以后的事。
    　　我是个拘谨怕羞的姑娘，严肃安分得像座山一样，而他那时还没有结婚，我只是偶然到他那坐落在北院的家里。他屋里的书架遮满墙壁，直碰到天花板。我上的课是文艺理论。他在这方面信息灵通，总能买到最新的好书，买多了没处放就处理一批，新的源源不断而来。他一目十行，没有哪本书的内容他不知道。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不像后来我自己当老师时恨不得字字句句都早早准备好才上堂去。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
    　　我没有跟他学当代文学，后来戴望舒先生约我翻译艾略特的《荒原》。那时已是我当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我的“译者注”得益于美籍教授温德先生。
    　　然而很可能叶老师的体会要深得多，这在后来他为我的译文写的序中可见一斑。温德教授只是把文字典故说清楚，内容基本搞懂，而叶老师则是透彻说明了内容和技巧的要点与特点，谈到了艾略特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青年中的影响与地位，又将某些技法与中国的唐宋诗比较。像这样一句话：“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这个判断愈来愈被证明是非常准确的。
    　　我在请他写序时他说，“要不要提你几句？”我那时年少无知，高傲得很哩，回答“那就不必了”。现在想起来够多么愚蠢，得他给我提些意见，不管是好是坏，该多么有“价值”呢。
    　　后来他结婚了，夫人是我在燕京时的一个比我班次高的同学。我有时到前铁匠营他们的寓所去串门。他们的生活令人羡慕：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证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莱，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香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
    　　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十分自在的，也许是他那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也许他的非凡才华使他有时锋芒毕露，不过绝没有丝毫咄咄逼人“拒人于千里以外”的味道。人们还是喜欢听他天南地北的神聊。我这位老师的“修养”是不凡的。
    　　后来就是日本大举入侵的战争年代了。清华大学和别的大学一起从长沙到南岳，到昆明，到蒙自，又回到昆明。我已记不大清了，似乎夫人和女儿没有跟着老师到昆明。至少他似乎没有什么家可供人们串门的了。相反，叶老师有时到我家来，因为我那时已和梦家结婚。那还是南下以前的事。他送我们的结婚礼物是一个可作灯具的朱红色的大磁瓶，矮矮的一个单人沙发床，一套带着硬壳的哈代伟大诗剧《统治者》。
    　　一九四四年我们取道印度乘运兵船去美国，从此就没有再见到叶老师，只和居住在美国的夫人通过几封信。一九八一年我重访美国，于年底在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那里听到叶公超老师逝世的噩耗。我于一九八○年重新详细修订了《荒原》，并在多处发表，但却从来没有同时发表过叶老师写的那篇十分精彩的“序”。现在这篇序已经收在陈·秦两位先生合编的《叶公超散文二集》中，那就太好了

作者：灰光灯提交日期：2009-07-24 21:44:29

    叶公超对艾略特确实很了解，看序文：


    《荒原》一九三七年版中译本序
    作者：叶公超

    　　爱略特今年已将近五十岁了。在英美人眼中，他已不复是一个诗坛的青年革命者。从他近几年的几首诗看来，大概以后他也不会再有怎样惊人的杰作。诗人的创作力毕竟是有穷尽的。所以，就爱略特个人的诗而论，他的全盛时期已然过去了，但是他的诗和他的诗的理论却已造成一种新传统的基础。这新传统的势力已很明显地在近十年来一般英美青年诗人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最近有人说，现在的英文诗只有爱略特派与非爱略特派两种。这话大致是不错的。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
    　　爱略特的诗与他的理论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假使你先读他的论文，尤其是那几篇比较最重要的，如《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但丁》，《玄理派诗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庞得诗选》(Selected Poems of Ezra Pound)序，《菲力普·马生格》(Phi1ip Massinger)，《奇异神明的追求》(After Stra-nge Gods)等，再读他的诗，你也许会感觉他的诗是写来证实他的理论的；反之，如果你先读他的诗(无论你能领略多少)，再看他的论文，你也许就会感觉他在为自己辩护，同时为不能了解他的人解释。他是一个有明确主张，有规定公式的诗人，而且他的主张与公式确然是运用到他自己的诗里的。他主张用典，用事，以古代的事和眼前的事错杂着，对较着，主张以一种代表的简单的动作或情节来暗示情感的意态(就是他所谓客观的关连物objeetive correlative)，再以字句的音乐来响应这意态的潜力(见EzraPound，his metricand poetry一文。)他要把古今的知觉和情绪溶混为一，要使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各个作家本国整个的文学(此当指西方人而言)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见《传统与个人才能》)。他认为诗人的本领在于点化观念为感觉和改变观察为境界。这种技巧可以更简单地呼为“置观念于意向中”(the presence of the idoa in　the-image)。同时，因为诗的文字是隐喻的(Metaphorical)，紧张的(intensified)，不是平铺直叙的，解释的，所以它必然要凝缩，要格外地锋利。在这两种观念之下，爱略特采取了英国十七世纪玄理派与法国十九世纪象征派的运用比较的技术，就是用两种性质极端相反的东西或印象来对较，使它们相形之下益加明显；这两种对较的东西也许在某一点上是连关的，也许根本就没有接触点。这种对较的功用是要产生，一种惊奇的反应，打破我们习惯上的知觉，使我们从惊奇而转移到新的觉悟上。两样东西在通常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但在诗人的意识中却有异样的，猝然的连想或关系。和亚诺德一样，爱略特也主张我们要在整个的生活上着眼；诗人要把政治，哲理，以及生活的各方面圈入诗的范围。他一再地说，诗人应当对于自己的时代有亲切的认识，不但认识，而且要为它设想，使他自己的感觉，希望，祈求成为时代的。在《但丁》里，他说过，一个伟大诗人，在写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关于这点，可参阅Mat-thiessen：The Achicvemcnt of T.S.Eliot最后一章。)他认为我们一切的思想都可以从诗里表现，但表现的方式是要用诗的技术的。
    　　现在一般青年诗人所受的爱略特的影响大致全是技术方而的。在思想与性情方面，他们不但没有受他的影响，而且多半是处于类乎反对的地位。譬如，奥顿(W.H.Auden)，斯本得(Steplen Spender)，刘易士(C.D.Lewis)，麦克尼士(Louis MacNeice)，麦克利许(Archibald MacLeish)，格列高里(Horace Gregory)，坡尔忒(Allan Porter)，亚丹斯(Léonie A-dams)，毕夏普(John P.Bishop)都可以说是脱胎于“爱略特传统”的，但是他们生活的信仰，主张，希望，并不与爱略特一致。爱略特自己说过，在政治上他是保皇党，在宗教上他是英国天主教徒，在文学上他是古典主义者。他感觉人类的希望在一种内心的改造。我们必须先恢复信仰，涤除种种利欲，食欲和仇恨的罪恶(即“火训”的意义)，然后才能达到Datta，daya-dhvam，damyata的境界；在苦旱的“荒原”上祈求甘雨的降临绝不是一时的虔诚可以得到的，人类还要悔罪，发愿，克己，要涤净内心所有一切的私欲。这种宗教的心境是一般青年诗人所没有而不会有的。大战后的青年也曾感觉“荒原”的苦闷，不过他们的反应却不同。他们多半也抱着希望，但他们感觉与其求之于内心，莫如要求改造社会。如奥顿，斯本得，刘易士等显然是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的，他们十分同情(尤其是前四五年)于苏俄的实验，在许多诗里他们从实现共产主义的期待中发觉自己的力量。(参阅刘易士著《诗的展望》A Ho-pe for Poetry第八章)麦克尼士，格列高里，毕夏普，虽然一面在咒诅社会，讥讽人类，另一面却仍表示现代生活是有希望的，有生气的，至少是无需动用宗教，或恢复信仰。他们似乎都没有爱略特那种中古世纪的宗教意识和他家庭传统上的puritanism。但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爱略特的宗教与哲学并没有怎样妨碍他的诗，换句话说，除了宗教与哲学之外，我们还感觉有诗在；同时，青年诗人们放弃了宗教与哲学也还能写出诗来(虽然从他论信仰答辩瑞恰慈一文中，我们知道爱略特是不接受这话的)。
    　　美国青年批评家兑取女士(Ba-bette Deutsch)在她的《这个现代诗》(This Modern Poetry.一九三六)里说：“现代诗人中很少对于他们的工具这样有把握的。假使爱略特有任何被称为古典主义者的权利，那必然是因为他的技术的特长。像庞德(Ezra P-ound)的技术一样，他的也是一方面得之于精密地研究英法的前辈的作家，一方面从他们的终点继续下去。虽然他自己曾一度攻击自由诗的理论，并且说过，‘对于要美满完成一件事的人，没有诗是自由的’(No versis libre for man who Wants to doa good job)，他最近也承认了他比较成功的作品很可以当作一种自由诗。这自由诗是脱胎于伊里莎白时代的无韵诗(blank verse)和朱尔·拉福格(Jules Laforgue)的自由诗的。在这两种诗里，正如他自己已经说过的，我们都能领略到一种传统节律的伸缩捩拗。就是从这种十六世纪的英文和法国十九世纪后期的影响的熔合中，他得到前者的戏剧的活力(dramatic v-igour)和后者的柔软与讽刺的技巧。”(见前书一二四面)兑取女士把爱略特技术中的要素都集在这一段文字里，而且说明了它们彼此的关系。从前已有人说过，爱略特诗里悲剧的成分很大；他用实际动作来表现意态的地方在在皆是。这是很值我们注意的：他诗里抽象的东西实在是少。我们读他这首《荒原》应当最能为他证实这点，譬如，开首第八行起直到第一段终了，寥寥十一行间，在我们印象中穿过的地方，人物，东西，生活是何等地实在，何等地具体。就是没有到过闵行(München)的人，假若略微知道Starnbergersee和Hofgarten是怎样的地方，和那几种人往往在那边流连的，大概也能有相当的领略吧。运用会话来做穿插是爱略特诗里最常见的技巧，如这诗第二部(A Game afChess)后半段几乎纯用会话来暗示意态，好像有声电影一样，只是转换的速度加快了几十倍就是。感官迟钝的人，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会感觉困难。兑取说到爱略特的诗是一种自由诗。这话应当加以相当的注脚才成，因为爱略特的自由意义与法国自由诗的自由意义略有不同，同时与从前美国热闹过一阵的自由诗的自由意义更加不同。简单地说，爱略特的自由是任意取用各种格式的自由；美国意义的自由诗是被采用之中的一种。换言之，爱略特感觉一种格式自有一种格式的功用，因为以往的关系，有一种特殊的情绪寄托在它身上，所以当我们要表现那种情绪的时候，我们尽可以用那种格式，但是当情绪转变的时候，格式也应当随之而改变；结果是，在一首较长的诗里，如《荒原》，我们应当有许多不同的格式错综在里面，有拍律的，无拍律的，有韵脚的，无韵脚的，有标点的，无标点的。
    　　爱略特之主张用事与用旧句和中国宋人夺胎换骨之说颇有相似之点。《冷斋夜话》云：“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又《蔡宽夫诗话》有云：“荆公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变态错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故公诗如‘董生只被公羊惑，岂信捐书一语真，桔梏俯仰何妨事，抱瓮区区著此身’之类，皆意与本处不类，此真所谓使事也。”前一段的话与爱略特对于传统的理论很可以互相补充。爱略特的历史的意义(见《传统与个人的才能》)就是要使以往的传统文化能在我们各个人的思想与感觉中活着，所以他主张我们引用旧句，利用古人现成的工具来补充我们个人才能的不足。在《菲力普·马生格》(Phi-lip Massinger)里，他说：“未成熟的诗人摹仿；成熟的诗人剽窃；手低的诗人遮盖他所抄袭的，真正高明的诗人用人家的东西来改造成更好的东西，或至少不同的东西。高明的诗人把他们所窃取的熔化于一种单独的感觉中，与它脱胎的原物完全不同；手低的诗人把它(即他所窃取者)投入一团没有粘贴力的东西里。一个高明的诗人往往会从悠远的，另一文字的，或兴趣不同的作家们借取。”这几句话假使译成诗话式的文言很可以冒充北宋人的论调。唐宋人的诗有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原句意义者，如唐人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苏东坡改为，“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又如杜甫《梦李白》云，“落月满屋染，犹疑照颜色，”黄山谷则改作，“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颜色。”《荒原》第三部“火训”中亦有同样的例子：如
    　　　
    　　But at my back in a coldbIeast I hear
    　　The rattle of the bones，and chuckIe spr ead fromear to ear.
    　　　
    　　是从十七世纪玄理派诗人马佛尔(Marvell)的
    　　　
    　　But at my back I alwayshear
    　　Times wingèd chariot hw-rrying near
    　　　
    　　翻造的，与原句的音乐相似，但内容已不同了。爱略特可以说是主张文以载道者，他的“道”就是他在《奇异神明的追求》里所提出的tradition和orthodoxy的两种观念。假使他是中国人的话，我想他必定是个正统的儒家思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