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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世民：我与维吾尔学（ZT） |
| 作者：顾安 提交日期：2011-03-19 20:59:31 |
| 维吾尔学包含的内容很广泛，它不仅指对古、今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字的研究，也包括诸如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神话等方面的研究。近些年来更趋向于包括考古学、人种学、分子生物学（DNA）、纺织学、冶金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总之，维吾尔学在西方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而在我国只是在解放后，特别在近二、三十年才有较大的发展。
我虽在名校北大学习，但教我现代维吾尔语的老师李森、郭应德二位先生都是普通教师（李先生当时任讲师，郭先生任助教）。系主任季羡林教授虽为名家，但与我无缘。所以我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即俗话说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的治学经历或许对我国另一部分年青学人有些启迪作用。所以我写下了这篇带有回忆性的文字。 1948年高中毕业。先在上海震旦大学（L’universite de l’aurore）医学院预备科学了一年法语（因中学学的是英语）。1949年夏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因病我直到49年10月1日后才报道入学。当时系主任季羡林对我说，我报考的印度语专业名额已满，让我选学其它专业。因我懂法语，他建议我学越南语，但我自己选了维吾尔语。这时候李、郭二位老师刚从前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边政系到了北京大学东语系。我的选择完全出于偶然和仅凭个人的直觉。当时我连维吾尔语属突厥语都不知道，更谈不上什么是突厥学/维吾尔学了。李森先生因出生在新疆喀什，所以维吾尔语实际就是他的母语，说的非常流利。由于当时新疆教育发展条件的限制（新疆学院——现新疆大学的前身成立于1935年），听说他只受过简易师范教育。他虽然维吾尔语说、写都很好，但不大懂语法。记得当时是请民族出版社的木提义（Ibrahim Muti’yi）先生讲授维吾尔语法（木先生曾在30年代在乌孜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中亚大学法律系留过学）。另外我对维吾尔语法的了解和掌握还通过阅读英文的土耳其语（与维吾尔语有较近的亲属关系）语法获得的。在52年春去新疆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之前，我被调去参加有关李安东事件的法文翻译工作约半年。 1952年春我们去新疆伊犁地区实习并参加减租反霸工作。整个夏季在乌鲁木齐参加新疆分局党校举办的土地改革训练班。当年秋天我被派到北疆塔城地区额敏县参加土改。因那里是哈萨克族聚居区，我不得不学习哈萨克语。哈语虽与维吾尔语同属于突厥语，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不小的（大概相当与北京话和上海话之间的差别）。1953年夏回到中央民族学院（民大前身）（52年夏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北大维吾尔专业被合并到民院）。当时任民院教务长的尹遇然同志让我和其它二位哈族老师一起在民族语文系第三教研室内建立了哈萨克语文教学小组。从此开始了我和哈萨克语文教学和研究的缘分。 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都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语族（前者属葛逻禄--维吾尔语支，后者属克普恰克语支）。古代突厥文为我国历史上曾活动在蒙古草原的突厥汗国（公元552-744年）、回鹘汗国（公元744-840年）使用的文字，这种文字因外形与古代日尔曼民族使用的如尼（Rune）文相似，所以也称古代突厥如尼文。又因其主要碑铭在蒙古鄂尔浑（Orkhon）河流域发现，所以也称为古代鄂尔浑文。19世纪末以来又在新疆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大量用回鹘文、摩尼文、叙利亚文、婆罗米文写成的属于高昌（吐鲁番古名）回鹘王国（约850-1250年）时期的各种写本。这些碑铭和写本是我们研究古代突厥汗国和古代回鹘语言、历史、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材料。从19世纪末丹麦学者汤姆逊解读古代突厥文到上一世纪50年代，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在此期间，国外先后刊布了古代突厥碑文和写本的德、法、俄、英、日、土耳其等文本，而我国尚无从原文直接翻译的汉文本问世（当时只有从英、德文转译的不完全的译文）。对回鹘文献的研究更是处于空白阶段。 50年代中期，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接触到德国著名古代突厥语文学大师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的《古代突厥（回鹘）语法》（Alttuerkische Grammatik）（该书除语法外，还包括文选、字典）。因当时我已有较好的维吾尔、哈萨克等现代突厥语的基础，又曾在大学时选修过一个学期的德语，所以借助字典勉强能看懂该书的一些内容，引起了我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在某种意义说来，为我打开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于是我下决心学好古代突厥（回鹘）语文，把古代突厥碑铭直接从原文译成汉文，以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此后差不多有三、四年时间，我一面自修、进一步提高德语（由于当时缺乏汉文本的德语教材，我只好使用俄文本德语教材），一面反复阅读、抄录（当时尚没有复印机）和翻译此书。由于50年代政治运动多，经常下乡劳动或出差新疆，我对该书的钻研和翻译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期间我从马洛夫（S. Ye. Malov）的俄文书《古代突厥文献》（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也学到不少东西。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委托，我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开办了“古代突厥（回鹘）语文班”，讲授和编写了八册《古代突厥文献选读》（内含《古代突厥文献语法》和总词汇各一册），培养了一批维吾尔、哈萨克族出身的这方面专门人才。 我所从事的专业——突厥语文学（Turkic Philology），特别是古代突厥/回鹘语文学的研究具有国际性。总的来说，欧美走在我们的前面，所以要想在这方面取的成就，必须学好外语，并尽可能多学几种。由于历史的原因，德语对学习古代突厥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迄今为止，百分之九十这方面的文献都是用德文发表的。 我能阅读英、德、俄、法、日、土耳其等外国语，有的还能说和写。这要归功于中学时代严格的英语训练。由于通过刻苦的英语学习，脑子学外语的潜力得到了开发，所以在以后其它外语的学习中就比较容易了。一般来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借助字典就能阅读一种新的外语专业书籍。 在初中时我的英语并不好。记得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国立二十一中（后方的流亡学校）初中部转学到徐州昕昕中学（天主教教会学校）高中一年级甲班。由于英语老师（多为加拿大籍神父）抓得紧，几乎每次上课都有小考试，且监考极严，学生无从作弊。第一学期结束时，我的英语考试成绩几近于零。这对我刺激很大。于是下决心学好英语，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生词，钻研语法。这样经过努力后，第二学期就达到了及格。以后高二、高三两年我的英语成绩都始终名列前茅。另外，这所学校的高中外国史、外国地理课用的是英文教本。教员也用英语授课，这对提高学生的听和阅读能力很有好处。 我认为在学术上要有所成就，没有刻钻研、锲而不舍的精神不行。回想起来，在五、六十年代，我几乎很少在夜间十二点前睡觉。当时由于白天事情多，只有挤晚上时间来学习。冬天经常是晚上六点钟左右吃完晚饭后，立即坐到桌前备课或学习，夜间饿了啃口干馒头（困难时期口粮还有定量）。更谈不上什么节假日。许多重要的外文参考书国内找不到，就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从国外购买。绝版书，则努力搞到缩微胶卷。在这方面，北京图书馆外采部、国际交换部和民族学院图书馆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我熟悉了一些国外有名的旧书店，如英国Sussux 的Ad Orientalum，荷兰的 Brill书店，德国的 Otto Harrassowitz书店等。 五十年代末，我发现土耳其语对我的专业很重要。它不仅是人口最多的突厥语，而且有一些重要的论著是用土耳其语写成的。当时我虽读过一、二种英、俄语写的土耳其语语法，但在北京找不到任何阅读材料（记得在北京图书馆只藏有一本土耳其语文本的国民党宪法）。于是我走了一条曲线学习土耳其语的道路。我知道前苏联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语十分相近（只是文字上前者使用俄文字母，后者使用拉丁字母），于是通过国际书店订阅了阿文的《文学报》、《教师报》。到六十年代初期才通过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帮助，订阅了该国用土耳其文出版的报纸《光明》和杂志《新生活》（保国当时有一百多万土耳其人）。 我很重视语言田野调查。1956年我有幸和1953年入学的哈萨克语班的同学一起参加了新疆哈萨克语方言的调查。就在这一年的九月我在完成阿尔泰地区的哈萨克语方言调查任务后，冒险（棕熊出没无常）进入当时尚无汉族干部进入的布尔津县北端的土瓦人居住地区（Khom,Hanas）。我首次判断出这一小部分“蒙古人”所使用的语言为一种古老的突厥语——土瓦语，并记录下该语言的许多第一手材料。在九十年代我又到甘肃、青海调查、研究了裕固、撒拉语。 我的治学道路是条曲折的道路。由于缺乏名师指导，全靠自己摸索。所以浪费了不少时间，也走了不少弯路。比如，六十年代我花费不少时间学习波斯、阿拉伯语。这两种语言对我后来从事的古代突厥/回鹘语文献研究，没有什么用处。相反，对研究回鹘佛教文献来说，梵文很重要。但当我认识到此点时，为时已晚。七十年代末，当我年近五十，从蒋忠新教授学习梵文时，感到力不从心（主要是抽不出整段时间），只好半途而废。 严格说，在我之前，我国无真正意义上的维吾尔学。能说一种语言，并不等于是这门学科的专家。这好比一个中国人并不是天生的汉学家一样。这里我回想起一件插曲：大概在1950年前后，一天我偶然从前苏联塔什干出版的《东方真理Sharqi Haqiqat 》（1948？）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作《维吾尔伟大史诗——Chistini Ilik Bek 》（作者似为伊兰学家Bertel’s）。于是我问老师和其它有关人士哪里可以找到史诗的原文。他们都说不知道。只是在六十年代，我在德国著名的回鹘文大家缪勒（F. W. K. Mueller ）的Uigurica 第四卷中（页680—697）偶然发现了这个故事的原文。原来它不过是佛本生故事之一。汉文原文见《无明罗刹集》。主人公的名字汉文作折吒，梵文作Castana。 东语系主任季羡林教授虽为知名的梵文学家，但我在校时很少或从未听他谈到西域学、突厥/维吾尔学，甚至也未听他谈论过德国四次新疆的考古成果（他当时的注意力似在别处）。我和他的真正接触是在文革后期。这时他被打入“黑帮”。我去看他，有时帮他从北图借还一些参考书。再后是，我应他的要求，把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前几章译成汉文，供他研究同书的甲种吐火罗语残卷时参考使用。1980年当我申请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金时，季先生给我亲笔写了德文的推荐信。 这里我要谈到冯家昇先生。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辽史专家。上一世纪50年代调入民族学院后（后转入社科院民族所），从事维吾尔史和回鹘文书的研究。冯先生为人谦和，很用功。我对他的研究有下列看法：在维吾尔史方面，他认为现代维吾尔族与古代回鹘是一回事，是一条线下来的。我认为这不符合现代维吾尔族形成的实际。实际上现代维吾尔人与古代回鹘人不论在语言、文化和人种上都有很大的区别。在回鹘文研究方面，听说他在二次大战后，应聘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曾跟纽约哥伦比亚大学K. Menges教授短期学习过回鹘语文。孟教授虽为阿尔泰学大家，但对回鹘语文并不精通。冯先生曾给我看过他听课时的笔记，无非是关于古代突厥/回鹘语简单的名词变格、动词变位而已。他在研究回鹘文契约时，先把回鹘文换写成拉丁字母，然后根据葛玛丽的《古代突厥语法》后面的字典或德国阿拉伯学家C. Brockelmann的德文版马·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字典》查出相关词的意义。因回鹘文契约都是按一定程式写成，只有具体的年月日、人名有变动，所以相对比较容易。但对稍长一些的句子，他就不灵了。这表现在1962年他在《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文物》，8期）一文中使用了我转写、翻译的该经的二页文字。回鹘文、回鹘语不象吐火罗语那样为完全死亡的语言。它和现代维吾尔语只是古今语言的差别，其基本词汇和语法是一样的。冯先生不懂现代语，从古学古，当然很吃力，结果也不佳。但他是我国研究回鹘文献的第一人，这一点我们不应忘记。60年代初，还是借助他的名字，新疆博物馆把《弥勒会见记》原件借到北京一年多。在此期间，我得以完成全书的拉丁字母转写和部分汉文的翻译工作，为80年代我用德文出版两种三卷该书的研究专著打下了基础。冯先生于1970年心脏病发作去世，当时我正受学校派遣在内蒙做教育革命调查工作，未能亲自参加葬礼。 这里我还回想起六十年代初我所经历的一段往事：大概在1963—1964年上半年，当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藏学家王森教授亲自指给我看图齐书（西藏画卷Tibet Painted Scrolls？）中那段关于萨迦寺保存有全套维吾尔文佛教大藏经的文字后，我和冯家昇教授商量，决定由我进藏进行实际调查。当考查经费批下来，我正准备动身时，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我被派到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参加社教运动，从而失去了这次机会，成为我国维吾尔学研究上的一件极大的憾事。文革后，我曾多方托人打听，希望至少能弄到照片看看，都无结果。听说文革期间萨迦寺曾遭到破坏。 像其它信仰过佛教的民族一样，我相信历史上曾存在过回鹘文大藏经。W. E. Soothill, L. Hodous 在其《中国佛教术语字典》一书页367a中说，1294年佛教大藏经曾被译成回鹘语，但他未提出根据。最近西·特肯教授（S. Tekin）在其新著《古代突厥人的文字、书和纸……》（1993年，页47—48）一书中，关于这个问题，引用上述著名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 Tucci ）1974年写给他的一封有趣的信。信中说当他在西藏萨迦寺停留时，确实从寺中所存目录中看到“存有一套回鹘文大藏经”的字样。当他向有关人员打听现存何处时，他们回答说，为了保护这套佛经，他们在附近山顶上特别修建一所石头房子来收藏它。由于时间的关系，图齐未亲自上山去查看……。 几件往事的回忆：这里首先想起一件十分不愉快的事。50年代末前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突厥语言学家捷尼舍夫（E. Tenishev）作为苏联专家受聘来民院工作，我任班上的辅导老师。他由于忙于在中国捞材料（裕固、撒拉语等），对教学工作并不尽心。例如他讲授的古代突厥文献一课，只选几篇短文读读，不讲其中的语法。一天，上完课后在他的办公室我对他说，同学们反映，他们需要有关语法的讲解。我对他说，如你无时间，我可协助编写有关语法的材料，发给同学们参考。他当时未置可否。事后知道，他马上到国家民委告了我的状，说你们中国已有专家，我明天起程回莫斯科……真是祸从天降，当晚民院党委第一书记苏克勤在系里召开大会，批判我“反对苏联专家”的罪行。有些人更是上纲上线，一顶顶可怕的帽子落在我的头上。结果我被开除团籍（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又恢复），下放劳动。现在知道，他来中国前，刚刚拿到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我国的硕士学位），学位论文是《回鹘文金光明经语法研究》。年龄比我大五、六岁，学问可以。但对他关于裕固等语言的记音，实在不敢恭维（由于俄语清辅音不吐气，所以他把裕固语中起首的b-一律记成p-）。记得有一次我到友谊宾馆他的住处商谈教学问题，看到桌上有一册Le Coq的德文《回鹘文摩尼教文献研究》(Tue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当我向他借阅时，他对我能阅读德文参考书表现出怀疑的神情。这位老兄在华期间，不仅捞到大批中国各种现代突厥语的材料，回国后，又出书，又提级（获博士学位、通讯院士），而且经过中医大夫的治疗，他夫人给他生了个女儿。我则由于他的告状，吃了不少苦头（当时我父亲由于历史问题，丢掉了邮局的饭碗。父母亲加上三个妹妹，再加上我的一对儿女，生活实在不易，每月我的全部工资都要寄回徐州养家。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夫人刘学贞的大度、理解。1982年我从德国去土耳其参加伊斯坦布尔大学举办的国际突厥学会议。捷氏率苏联代表团也出席了会议。一次在下塌的旅馆门前等车时，不期而遇。他向代表团成员介绍，说我是他的老朋友。我苦笑不答。今年7月12日他去世，俄国科学院治丧委员会发来通知，我也礼貌地发出了唁电。 改革开放后，在我和国外同行的交往中，葛玛丽教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仅学问好，是公认的世界维吾尔学的泰斗，而且更令人钦佩的是人品高尚、乐于助人。对我本人更是关怀备至，生前不断寄书赠文。1988年并在欧洲著名刊物《中亚学报》（Central Asiatic Journal）（33卷，3-4期）撰写长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维吾尔学研究——介绍突厥学家耿世民教授》，表扬我在突厥学和维吾尔学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此外，我1981-1983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金和1991-1992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乌拉尔-阿尔泰学系工作一年，也有赖于她的推荐。她于1993年去世后，我在2003年撰写了《维吾尔学大师葛玛丽教授逝世十周年》（《西域研究》2003，4期）一文，作为纪念。我在50年代翻译的她的经典著作《古代突厥/回鹘语法》今年十月也将由内蒙教育出版社出版。法国的哈米乐屯（James Hamilton）教授也是我较早接触、认识的突厥学家。当我第一次在德国时，他邀请我访问了巴黎。早在1981年我们就合作用法文发表了《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L’inscription Ouigoure de la Stele Commemorative des Iduqout de Qocho）(Turcica—Revue d’Edtudes Turques, t. XIII,1981, pp.11-54)一文。2001年在他的祝寿论文集《从敦煌到伊斯坦布尔》（De Dunhuang A Istanbul—Hommage a James Russell Hamilton）(L. Bazin ,P. Zieme主编)中，我也写了一篇《中国土瓦语研究》以示庆贺。 在国外同行中我也碰到少数十分功利主义者。需要你时，花言巧语。一旦达到目的，就视你作路人。 下面我再简单说说我和国内维吾尔人士的接触。我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前主席赛福鼎（Saifidin Aziz）先生的第一次接触，记得是在1949秋。这时他作为三区革命领导人来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后他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图书馆参观，看到陈寅恪教授的一批有关回鹘文研究的图书，其中引起他特别注意的是十月革命前俄国科学院出版的四册回鹘文《金光明经》。1951年当他得知北京图书馆藏有30年代吐鲁番出土的部分回鹘文《玄奘传》时，马上请有关部门影印出版了这部分文献，受到世界突厥学界的欢迎。80年代初当我在德国时，他曾让张秘书写信给我，让我弄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四次考古队所获回鹘文献的情况。再有就是70年代中期，一次我到乌鲁木齐参加关于维吾尔新文字会议时见到他，谈起研究古代维吾尔文献事。他建议由我主持开办一个古代突厥/回鹘语班，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我当时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不料不久民院就接到新疆语委会的公函，要求民院正式招生开班。现在这个班的毕业生在国内外都已是这方面的专家、教授。 我认识新疆前主席包尔汉（Burhan Shahidi）先生还是我在北大学习时。在他调到北京担任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后，我们曾有过几次交往。他的一颗热爱中国之心（他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喀山Kazan）和关心维吾尔学研究的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年代他曾作为盛世才驻柏林的代表在德国呆过，喜说几句德文常用语。他曾送我一册德国著名梵文学家和新疆古代艺术史家E. Waldschimidt 的《犍陀罗、库车、吐鲁番——新疆中古早期艺术研究导论》(Gandhara Kutscha,Turfan—Eine Einfuehrung in die fruehmittelalterliche Kunst Zentralasiens ，1925)。该书我珍藏至今。 我一生共出版有关突厥学/维吾尔学语文、历史、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研究专著译著15、6种（其中二种三卷用德文出版），发表论文约150篇（其中约三分之一用英、德、法文发表）。 1992年德国洪堡基金会曾授予我“世界知名学者奖”。2000年国际阿尔泰学常设会议（PIAC）第43届年会在比利时召开，在我未出席会议的情况下，授予我该年度的金奖。同年土耳其语言学会（Turk Dili Kurumu）选举我为该会的外国名誉院士。此外，我尚被国内外多个学会、刊物（突厥学、中亚学）选为名誉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编委、顾问等职。 以上我拉拉杂杂地谈了我在我的时代治学情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治学条件比起我那个时代不知好了多少倍。我相信未来的维吾尔学人一定会青出于蓝胜于蓝，取得更大的成绩，在国际突厥学界占有中国应得的地位。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33411&PostID=15536853 |
| 作者：五明子 提交日期：2011-03-19 22:03:23 |
| 法国的哈米乐屯（James Hamilton）教授也是我较早接触、认识的突厥学家。当我第一次在德国时，他邀请我访问了巴黎。。。。2001年在他的祝寿论文集《从敦煌到伊斯坦布尔》（De Dunhuang A Istanbul—Hommage a James Russell Hamilton）(L. Bazin ,P. Zieme主编)中，我也写了一篇《中国土瓦语研究》以示庆贺。
------------------------ 呵呵，这书属于八老他们的必读书之一。碰巧我刚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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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五明子 提交日期：2011-03-19 22:07:00 |
| 他曾送我一册德国著名梵文学家和新疆古代艺术史家E. Waldschimidt 的《犍陀罗、库车、吐鲁番——新疆中古早期艺术研究导论》(Gandhara Kutscha,Turfan—Eine Einfuehrung in die fruehmittelalterliche Kunst Zentralasiens ，1925)。该书我珍藏至今。
----------- 这书很久以前复印过。 |
| 作者：五明子 提交日期：2011-03-19 22:11:07 |
| 严格说，在我之前，我国无真正意义上的维吾尔学。
-------------------------------- 这话说得太满。耿的文章太粗糙，和葛玛丽、茨默这些人是无法相比的。 严格说，在你之后，中国也无真正意义上的维吾尔学。 |
| 作者：五明子 提交日期：2011-03-19 22:14:27 |
| 这位老兄在华期间，不仅捞到大批中国各种现代突厥语的材料，回国后，又出书，又提级（获博士学位、通讯院士），而且经过中医大夫的治疗，他夫人给他生了个女儿。
------------------------- 这些就不要说了吧，难道他夫人的病历你都看过？ |
| 作者：五明子 提交日期：2011-03-19 22:16:12 |
| 所以我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即俗话说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的治学经历或许对我国另一部分年青学人有些启迪作用。所以我写下了这篇带有回忆性的文字。
--------------------------- 师傅要是没领进门，那就是盲修瞎练了。 |
| 作者：五明子 提交日期：2011-03-19 22:23:51 |
| 这里我要谈到冯家昇先生。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辽史专家。上一世纪50年代调入民族学院后（后转入社科院民族所），从事维吾尔史和回鹘文书的研究。冯先生为人谦和，很用功。我对他的研究有下列看法：在维吾尔史方面，他认为现代维吾尔族与古代回鹘是一回事，是一条线下来的。我认为这不符合现代维吾尔族形成的实际。实际上现代维吾尔人与古代回鹘人不论在语言、文化和人种上都有很大的区别。在回鹘文研究方面，听说他在二次大战后，应聘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曾跟纽约哥伦比亚大学K. Menges教授短期学习过回鹘语文。孟教授虽为阿尔泰学大家，但对回鹘语文并不精通。冯先生曾给我看过他听课时的笔记，无非是关于古代突厥/回鹘语简单的名词变格、动词变位而已。他在研究回鹘文契约时，先把回鹘文换写成拉丁字母，然后根据葛玛丽的《古代突厥语法》后面的字典或德国阿拉伯学家C. Brockelmann的德文版马·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字典》查出相关词的意义。因回鹘文契约都是按一定程式写成，只有具体的年月日、人名有变动，所以相对比较容易。但对稍长一些的句子，他就不灵了。这表现在1962年他在《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文物》，8期）一文中使用了我转写、翻译的该经的二页文字。回鹘文、回鹘语不象吐火罗语那样为完全死亡的语言。它和现代维吾尔语只是古今语言的差别，其基本词汇和语法是一样的。冯先生不懂现代语，从古学古，当然很吃力，结果也不佳。但他是我国研究回鹘文献的第一人，这一点我们不应忘记。60年代初，还是借助他的名字，新疆博物馆把《弥勒会见记》原件借到北京一年多。在此期间，我得以完成全书的拉丁字母转写和部分汉文的翻译工作，为80年代我用德文出版两种三卷该书的研究专著打下了基础。冯先生于1970年心脏病发作去世，当时我正受学校派遣在内蒙做教育革命调查工作，未能亲自参加葬礼。
----------------------- 老耿要是学会冯老的一半功夫就阿弥陀佛了。从古学古，到底有何不可，也没说清楚。 |
| 作者：顾安 提交日期：2011-03-19 23:03:01 |
| 看了五老的点评，找出一篇上文提到的葛玛丽教授的文章，以此推论，教授也有点儿顺情说好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维吾尔学的研究——介绍突厥学家耿世民教授 (德)葛玛丽(冯·加班) [按：冯·加班，汉名葛玛丽，为原西德汉堡大学名誉教授，国际乌拉尔一阿尔泰学会主席。她毕生从事我国新疆地区出土的古代突厥语(维吾尔语)文献的研究，是世界公认的古代突厥语文学的奠基人。] 过去我们曾为日本同行在研究维吾尔古代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其中最著名的是羽田亨教授，他发表了许多有关中亚语文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论著。现在我们的中国同行也在研究中亚和古代维吾尔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耿世民教授。 耿世民教授生于1930年。1949－195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1953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助教、副教授。1985年后任正教授，主要从事维吾尔古代文献和哈萨克语文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的研究范围不只限于突厥语言，此外他对古代突厥语文学、历史以及中亚文化也有浓厚的兴趣。这一点可从下面的专著中看到：汉译本《福乐智慧》(1979)、《古代维吾尔史诗——乌古斯可汗传说的研究》(1980)、《古代维吾尔诗歌选》(1982)、《维吾尔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1983)、《大唐西域记校注》(合著)(1985)、《回鹘文佛教文献(弥勒会见记)研究》(合著)(1988)、《现代哈萨克语法》(1989)等。此外他尚发表论文近百篇。下面我分作几个方面予以扼要介绍。 历史学方面 《元代两件回鹘文文书的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2期)。这两件文书对研究元代回鹘社会、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耿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它们作了新的翻译和考释，如把uluγ süü不译作大军，而译作陛下是十分正确的。 发表在《历史研究》(1980年，2期)的论文《唆里迷考》根据最新的回鹘文材料，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常见于中世纪穆斯林文献中“谜”一样的“唆里迷”即新疆著名城市焉耆。 《回鹘文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4期，此文法文版发表在法国《突厥学报》1981年第13卷)。此碑虽只有下半部，但对研究高昌(吐鲁番)回鹘王国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作者确证了碑文出自元代著名维吾尔学者巙巙之手。 耿氏的专著《维吾尔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一书一方面论述了新疆古代和中古时期的历史、文化，阐述了佛教和伊斯兰教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传播，另一方面详细介绍了历史上维吾尔人民使用的各种文字和现存主要文献。作者把回鹘文区分为写经体、木刻体、半草体和草体四种。把阿拉伯文字体区分为纳色赫、苏勒斯和纳斯塔里克三种字体。 考虑到新疆南部地区各处遗址出土的多种古代语言和文献，人们会提出现代维吾尔民族的族源问题。耿世民先生的论文《试论塔里木盆地民族的融合和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英国《中亚评论》，1984年，卷3)发表后，引起了国际中亚学界的广泛注意，并多次为学者们所引用。他认为在现代维吾尔族的形成过程中，居住在从哈密到库车的回鹘人曾起了重要作用。但据我所知，迄今在库车地区尚未有任何回鹘语文献出土。人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维吾尔族比起哈萨克族来更少蒙古人种的外貌物征，这是否是因为自回鹘人迁居塔里木盆地后曾与古代居住在当地的粟特人(他们的外貌特征我们可从中亚瓦拉赫夏、盘吉坎特、阿夫拉西雅布等地的壁画中看到)混血了的缘故?塔里木盆地出土的大量粟特文文献也使人产生这种看法。 在甘肃河西走廊也发现了新的回鹘文碑文。这就是立于公元1326年的回鹘文文殊寺碑。耿氏在《大元重修文殊寺碑考释》(考古学报，1986年，2期)一文中确定了该碑的回鹘文部分是用韵文写成，而不是像汉文部分那样为散文体，以及施主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台系后裔诺木塔施。 佛教学方面 在北京也存有回鹘文木刻本文献。其中重要的一种为耿氏研究，同时定名为《回鹘文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并刊布在美国哈佛大学《突厥学报》1979年第3卷中。该文献名见于南条文雄的《大藏经目录》第1068号，其内容具有喇嘛教的倾向。作者确定该木刻本的刻工姓王，为元代著名维吾尔学者别失八里人安藏译自藏语(而不是译自汉语)。 1979年耿先生在《民族语文》第4期发表了《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此文德文本发表在波恩出版的《中亚研究》第19卷中)。这部由玄奘大师的弟子于公元7世纪撰成的《玄奘传》的回鹘文译本十分重要，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亚及印度佛教史方面的材料，并为我们提供了中亚和印度的许多地名的正确发音(因回鹘文为拼音文字)。 在回鹘文大乘佛教经典著作《华严经》的研究方面耿氏也做出了贡献。他在1986年先后发表了三篇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分别刊登在《民族语文》第3期，《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和《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中。佛教华严部的这一重要作品的梵文原文已佚。 1987年他和西德克里木凯特教授合作发表了题作《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六品研究》(哈佛大学《突厥学报》卷9)。之后他们二人又一起发表了该文献的第十品、第十一品(见民主德国《古代东方研究》1987年卷14，1988年卷15)。这些论文大大补充了前此哈佛大学西纳色·特肯教授刊布的同一文献的不完整的柏林本。 此外，耿氏对佛教哲学著作阿毗达磨俱舍论回鹘文译本进行了研究。他先后发表了《回鹘文俱舍论研究》(一)、(二)(《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英文本刊于欧洲《中亚学报》1989年卷33)两篇重要论文。 摩尼教文献方面 早在1978年，耿世民就在北京《考古学报》第4期上发表了引起世界摩尼教界注意的《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关于此文英国瓦尔维克大学塞缪尔·李奥曾有专文介绍，发表在牛津大学《宗教研究》1981年，卷32)。此长卷为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于三十年代在吐鲁番考古时所得。1975年东德茨木博士首次对其进行研究。由于他所根据的图版(附于黄氏《吐鲁番考古记》一书后)不很清楚，所以他只释读了部分字句。耿氏首次对该文书全文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翻译和考释。 1985年耿和克里木凯特合作研究了一件保存在西德汉堡大学的回鹘文摩尼教文书，发表了题作《西德汉堡大学所藏一件关于摩尼教寺院被毁文献的研究》的论文(西德《中亚研究》卷18)。 1987、1989年他又先后在西德著名的《东方学会刊》(ZDMG)卷137、卷139中发表了《古代维吾尔语摩尼教故事残卷研究》(一)、(二)两篇论文。 语文学方面 民族出版社从80年代起出版了系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收入该丛书中的各卷的封皮都设计得十分漂亮，富有民族特色，各卷的框架都是一样的，即除正文外，每卷后面都附有分门别类的词条表，有点像明代的《华夷译语》。耿和李增祥合著的《哈萨克语简志》(247页)出版于1985年，1989年耿又单独出版了《现代哈萨克语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这两部书都详细介绍了中国哈萨克族的人口、分布地区和语言情况。特别要指出，耿世民根据50年代多次深入哈萨克地区进行的语言调查，把中国哈萨克语划分为东北和西南两个方言，同时提出了前此从未为别的突厥学家注意过的两个方言在民族学方面(服饰、饮食等生活习惯)的特点。 耿世民教授可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语文学家philologe”。在此较短的时间内他发表了众多的有关中亚突厥历史、古代突厥(维吾尔)语文献、佛教和摩尼教以及现代哈萨克语方面的论著，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关于中亚和古代突厥语文的知识。我们衷心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行们取得更大的成果并继续和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合作。 原刊欧洲《中亚学报》1989年卷33) 原刊于《突厥语研究通讯》，1993年2期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2/188.html |
| 作者：五明子 提交日期：2011-03-19 23:22:33 |
| 教授也有点儿顺情说好话。
----------------------- 看不到原始文献着急吧，说一点好话也许就能看到。但这个影响很不好，有人会拿着这些好话和别人说，你看外国的权威都认我，还和我一起发表文章呢。 耿世民教授可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语文学家philologe”。 ------------------------------- 葛玛丽这句不知道想说什么。老耿最大的问题，就是“语文学”方面错误泛滥吧，写东西太粗心，不是语文学家的类型。 |
| 作者：春晚送盒饭的 提交日期：2011-03-20 18:38:12 |
| 年龄大了，名气也大，说话就满，韩寒没到三十已经满的可以 |
| 作者：胡粉 提交日期：2011-03-20 22:5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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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位置：欧亚学研究 > 欧亚论坛 > 专题论文 > 正文 Professor Geng Shimin and Old Turkic studies Peter Zieme 2009-12-01 08:01:21 阅读 220 次 作者提供 Annemarie von Gabain wrote in 1989 an article about Professor Geng Shimin for th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Mentioning his activities and his scholarly results in the 70ies and especially 80ies of the past century she expressed her content -ment and admiration on his work. She saw that a new door was opened in Turkic studies in China. Geng Shimin was indeed the first scholar in China who inaugurated Turkic Philology. Thus it was a splendid idea to call the Festschrift dedicated to his 80th birthday: “Studies in Turkic Philology”. Of course there were scholars before and with him who paved the way, but for the greater part it were his efforts and his initiative in his own way what made it possible. Beside his field studies of modern Turkic languages in Xinjiang and Gansu he was well aware of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something to undertake in order to take part in the international field of Turkic studies. Geng Shimin has worked in nearly every field of Turcology. As some speakers have already and others will mention special activities of Geng Shimin, in the following I will focus on Old Turkic Philology. Thanks to new interests at the outgoing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and especially thanks to the manifold explorations of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Russia and Japan with their archaeological activities Turkish studies shifted from the stud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Ottoman Turkish to Turkic studies, although this artificial word Turkic did not please Sir Gerard Clauson. But the word itself marks a decisive new step. Now scholars, and the German Wilhelm Radloff can be seen as a pioneer on this way, began to study modern Turkic languages beyond the Ottoman Empire. China entered the international field of Old Turkic Philology with Geng Shimin who made wide-ranging decisions in his own carrier. Today he could look back enjoying his fruits, but instead of doing so, he is teaching and working. Many pupils nearly around the world are now continuing his work. I What concerns the edition of new texts, I would like to call Geng Shimin without exaggeration and hesitation a pioneer. Many materials were collected by archaeologists or historians from Xinjiang and Gansu, but our Hoca was always the first who edited the complete texts as much as they were available to him. He had the courage and the enthusiasm necessary for this kind of scholarly work. In the case of the famous monastery scroll for example which had been edited as a photograph by Huang Wenbi in his archeological reports I was perhaps the first one who recognised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the text as it is the only known description of Manichaean monasteries in the 10th century how they were organising their economic life for provi -ding food, dress etc. In my article I mentioned only some passages of the text, because the photographs published at that time were difficult to read. I was happy to see that shortly after my article our Hoca gave a full inter -pretation of the whole text now preserved at the Historical Museum in Beijing. Since then several studies came out, and we are waiting now for a new study of the text by Larry Clark. Our Hoca studied texts from several collections of China. He not only introduced fragments from Xinjiang including those from Hami as well as from Turpan, but also text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of the Gansu Museum of Lanzhou and others, even from private collections. To mention the last piece first, it is a block print from the Yuan time. It contains a Buddhist text, the Tārā Ekaviṃśatistotra in three languages: Sans -krit, Tibetan, and Uigur.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this block print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is a proof for the theory of Walter Heissig who examined block prints of the same text from the Ming Dynasty and asumed forerunners in the Yuan pe -riod. He did not say expressively that the third language should be Uigur, but this is the nearest conclusion, and I believe that the same blocks were used, chan -ging it only by replacing the Uigur by a Mongolian text. A Buddhist text of great importance is the Biography of Xuanzang trans -lated by Šıŋko Šäli Tutuŋ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1th century. A part of the ma -nuscript belongs to the treasure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Geng Shimin has colla -borated with Hans-Joachim Klimkeit to edit parts of its 7th book. The texts from Lanzhou include fragments of a translation of the Avata -ṃsaka sūtra, the basic text of the Huayan School, further leaves were recently edited by Aydar Mirkamal and Yang Fuxue. Also from Lanzhou is a fragment of the Tattvārtha. Another widespread group of texts translated into Uigur are texts of the Abhidharmakośa-śāstra of which Geng Shimin also edited one fragment. The fragments of the Abitaki manuscript belonging to the National Lib -rary were likewise studied by Geng Shimin in several articles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early studies of 1980 belongs the edition of Uigur administrative orders from Bezeklik housed in the Museum of Turpan. In the felicitation volume Dai Matsui gives some new interpretations of the documents. On many other occasions Geng Shimin has studied the Uigur economic documents. II While all of the aforementioned fragments are written on paper, I now would like to mention that Geng Shimin is also a pioneer in the decipherment of stone in -scriptions. After a study of the stone inscription of Tıyuk (Toyok) he intro -duced three inscriptions written on ston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Po -vince of Gansu. While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are written in prose, sim -ply, all Uigur inscriptions are written in verse, in the manner of strophical alliteration typical for a great part of the Old Uigur literature. Recently I was able to find out that also the Suzhou (Sügčü) inscription is composed in this way not mentioned in Geng Simin’s article. After giving a lecture at the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n the inscriptions from Gansu I mentioned this fact to our Hoca. His reaction was prompt: yes, I know, I re -marked it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my edition. III Geng Shimin can be seen also as a pioneer in cooperation. Since the time when Geng Shimin received a scholarship from the Humboldt foundation in Germany he intensively worked together with Hans-Joachim Klimkeit. They prepared several editions of the Maitrisimit a very important Central Asian text on the future Buddha Maitreya. This text is preserved only in two versions, namely the Tocharian one partly edited by Ji Xianlin, the other be -tter preserved is its Old Turkic translation which was already known from manuscripts from the Turpan region. Geng Shimin introduced the edition of the so-called Hami manuscript to the scholarly world. Later also Uigur scholars edited an edition of the first chapters. In some parts the latter one is better than the German edition as was shown in an article by Jens Wilken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German edition of the first chapters of the Maitrisimit the scholars continued the work together with Jens Peter Laut in a series of six articles in the journal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and some more common articles appeared in other journals like the Ural -Altaische Jahrbücher. Their research culminated 1998 in the book “Eine buddhistische Apokalypse”. Thus till Hans-Joachim Klimkeit’s premature death in 1999 most parts of the manuscript of the Hami version of the Maitrisimit were published. Now a detailed report is given by Jens Peter Laut in the Festschrift Geng Shimin. Jens Peter Laut and Georges-Jean Pinault inaugurated together with Geng Shimin in 2004 a new series of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com -parison of both the Tocharian and the Old Turkic versions of the Maitri -simit. The result of this cooperation are up to now two articles. A closer look into the manuscript of the Museum in Urumqi launched the result that beside the Maitrisimit another work, namely the Daśakarmapathāvadānamālā, was included. Already in 1993 Geng Shim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Hans-Joachim Klimkeit and Jens Peter Laut published the Prolegomena to an edition of the Hami version of the latter text. Later, after the death of Klimkeit, Geng Shimin edited together with Jens Peter Laut an article about the introductory part of the manuscript in 2000. That work continued in a collaboration of Geng Shimin with Jens Peter Laut and Jens Wilkens, they started a new series with the editions of that important book of Bud -dhist stories. Beside the above mentioned monastery scroll Geng Shimin also edited Manichaean Turkic texts found in Bezeklik in the 80ies. Here again he worked together with Hans-Joachim Klimkeit and Jens Peter Laut. They edited a very beautiful manuscript that contains an account of a legendary battle of Mani and the Sasanian king Bahrām as well as some parables whose contents is also known from Kurdish fairy tales. Jens Peter Laut is the scholar with whom Geng Shimin most collabo -rated, not only in the field of Buddhist and Manichaean texts as mentioned, but they also published a common article about a Christian tomb inscription found near Yangzhou. These editions and studies, and I am sure that I have not mentioned all of them, have enriched our knowledge of the ancient literary language of the Uigurs to a very great extent.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are grateful for Geng Shimin’s work. As already mentioned by Annemarie von Gabain in her article which appeared just 20 years ago, he not only edited the texts but gave valuable comments, too, always trying to see the materials in the light of our know -ledge of the old cultures. And I am sure that we can learn a lot from the high standard of the Old Uigurs, especially in their adaptation of the diffe -rent religions. This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 has opened the ways to an enrichment of the literary language that we can only guess so far, because the remains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 we know of today are perhaps not more than 5 percent of the whole. Many books have been lost for ever, but some of them may still re-appear as the new finds from the Northern grottos have shown. In a new fragment from Bezeklik about the introduction of Mani -chaeism it is said that the Manichaean priests from Tocharistan invited by Bögü Xan to Karabalgasun brought about 200 books along with them. One also could mention the mysterious traces of a Buddhist Uigur canon, a topic in which Geng Shimin had shown great interest. Thus one may express the ho -pe that further archaeological and philological activities may enlarge the sour -ces. But this is only the first step. The study of the sources and the evaluation in all aspects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history are motives to encourage the youn -ger generation to continue Geng Shimin’s work. Today, as I mentioned already, pupils of Geng Shimin are working all over the world. Not all of them can be here today, but I am sure that all of them think of their Bahšı today in one or the other way. My colleagues in Berlin asked me to convey their greetings and their best wishes to Professor Geng Shimin, and of course I include myself into the long queue to offer admiration and to present best wishes for health and strength. I am sure that Professor Geng Shimin has further plans for his research. Finally I exp -ress our wish that ten years later together with the 10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 -th of Yusuf Has Hacib from Balasagun we also celebrate the next birthday of our Master. Kutlug Bolzun! 耿世民教授与古代突厥学 彼德·茨默（著），Dilara（译） 1989年，冯加班女士撰写一篇文章介绍了耿世民先生及他在七八十年代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此文中，她对耿先生大加赞赏，并称耿先生打开了中国突厥学的一扇新门。耿世民先生的的确确是开创中国突厥学的第一位学者。因此，为他的80华诞召开“突厥语文学”研讨会是值得赞扬的。 当然，在耿先生之前或同时也有其他学者对中国的突厥学铺路，但是耿先生的成绩无疑是最大的。他对新疆和甘肃的现代突厥语进行过田野调查，他非常明白在突厥学的国际领域中国所承担的任务。 耿先生在突厥学所有的领域几乎都有相关的研究。因为已经或将会有学者提到他的学术活动，我将重点谈论他对古代突厥语文学所作出的成绩。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及俄国和日本多方面的探险活动，突厥学的重点从研究奥斯曼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语转向研究突厥学。虽然Turkic这个“人造”词使克劳森非常不高兴，但是这个词本身就是一大进步。从此学者们，除了研究奥斯曼土耳其语也开始研究现代突厥语。其中威廉·拉德洛夫可视为是突厥学的先锋。 由于耿先生在职业生涯中的决定，中国加入到了古代突厥学的国际领域。今天，他完全可以回头尽享他的“果实”。但他反而又是教学，又是搞科研。现在他在世界各国的学生正继续他的工作。 一． 谈到研究新文献，我毫不犹豫、毫不夸张地称他为先锋。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在新疆和甘肃地区发现了很多文献，而我们的hoca，我们的老师总是第一个研究整篇文献。他对这种学术工作充满了必备的勇气和激情。 以著名的《摩尼教寺院文书》为例，我从黄文弼的考古报告中发现该文献的照片。我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这篇文献的重要性的人。毫无疑问，该文献描写了10世纪摩尼教寺院里是如何安排经济生活的。 在我的论文中我只翻译了该文献的一部分内容，因为很难看清当时出版文献的图版。看到我们的老师对保存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的该文献的完整的研究时我非常高兴。其后又有了一些研究，我们现在正等待Larry Clark最新的研究成果。 我们的老师研究了现存中国几处的藏品。他不但介绍了现存新疆的文献，包括哈密和吐鲁番出土的文献，还介绍了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省的兰州以及一些私人藏品等。 先说一下他最近关于元代的一木刻本的研究。该木刻本含一段佛经，即《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该木刻本的重要性在于，他证实了Walter Heissig的预测。Walter Heissig对明代的木刻本进行了研究，并得出该木刻本应该有更早的一个版本的结论。他没有具体的指出是那个第三个语言应该是回鹘语，但是他的结论是非常接近的。而且我认为，同样的木刻本也用在蒙古语版本中。 另一重要的佛教文献是11世纪初由Şıngqo Şeli Tutung翻译的《玄奘传》。中国国家图书馆也存有一部分。耿先生与Klimkeit一同研究了第7卷。 耿先生还探讨了兰州藏文献，包括对华严宗重要的经典《华严经》的回鹘语残叶。其余残叶由Aydar Mirkamal和杨富学研究。耿先生还研究了兰州本《俱舍论实义疏》。 耿先生又研究了广泛传播的佛教经典《俱舍论》回鹘语译文一残叶。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大白莲社经》残叶也由耿先生首次研究刊布。 耿先生80年代主要研究柏孜克里克出土现存吐鲁番博物馆的文献。在《纪念文集》中，松井太对那些文献进行了新的解释。耿先生也在经济文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二． 上述所提到的是纸本文献。耿先生还是石碑文献研究的先驱。在研究了吐峪沟的石碑后，他又对甘肃省内发现的三个石碑进行了研究。这三个石碑的回鹘文内容是以诗歌体，而所对应的汉文部分是以散文体记载的。回鹘文献中这种押头韵的诗歌体是非常典型的。 最近，我发现Sügçü即肃州石碑文献也是以这种韵律撰写的，但耿先生的研究中没有提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关于甘肃石碑的讲座时，我对我们的老师耿先生提到这一点。他当时立刻说：“是的，我知道，我的论文一出版我就意识到了。” 三． 耿先生也是各国学者之间合作的开创者。自从他获得了德国洪堡奖学金始，他与Hans-Joachim Klimkeit先生密切合作。他们一同研究了关于未来佛的非常重要的中亚文献《弥勒会见记》。这篇文献只存有两种语言的版本。吐火罗本的一部分由季羡林先生研究，另一些保存较完好的回鹘语本是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耿先生将所谓的哈密本介绍给学术界。后来，又有维吾尔族学者研究了前几章。就像Jens Wilkens指出的那样，他们所做的一部分内容，比德文本质量高。 前几章《弥勒会见记》的德文本出版后，耿先生、Klimkeit先生又继续与Jens Peter Laut先生合作，在《古代东方研究》学报上相继发表了6篇论文，另有一些论文在《乌拉尔-阿尔泰学年鉴》等杂志上发表。他们的研究在1998年的《回鹘文佛教启示录研究》一书中达到顶峰。1999年，klimkeit先生出乎意料地死亡。这时，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的大部分已出版。Laut先生关于《弥勒会见记》的详细研究报告已收录在《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 2004年，Jens Peter Laut先生和Georges-Jean Pinault先生与耿先生合作开始了《弥勒会见记》吐火罗本和回鹘本的比较研究。至今已刊布两篇论文。 除了新疆博物馆藏的《弥勒会见记》，另一回鹘文献《十业道譬喻鬘》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早在1993年，耿先生与Hans-Joachim Klimkeit、Jens Peter Laut合作发表了《回鹘文“十业道譬喻鬘”研究导论》一文。Klimkeit先生去世以后，2000年耿先生与Jens Peter Laut先生一同发表了《回鹘文“十业道譬喻鬘”残卷续品研究》之文。现在，耿先生与Laut先生及 Wilkens先生继续合作对这部重要的佛教文献进行新的研究。 除了上述提到的摩尼教寺院文书，耿先生还与Klimkeit先生和Laut先生合作，对80年代柏孜克里克发现的摩尼教文献进行了研究。 该文献的语言非常优美，讲述的是摩尼和萨珊王国国王巴赫拉姆之间的传奇战役。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也出现在库尔德人童话中的预言故事。 耿先生与Jens Peter Laut合作最多。他们不仅合作发表了上述佛教及摩尼教文献，还发表了研究扬州发现的景教墓碑文献的论文。 这些研究论文、专著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回鹘书面语的知识。当然，我没有提到耿先生所有的研究成果。世界各地的学者们感激他所作出的贡献。 就像20年前，冯·加班女士在她的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耿先生不仅转写文献，而且还作了颇有价值的注释。他试图在古代文化背景下来看待问题。我想我们可以从回鹘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他们对不同宗教的适应性。文化适应的过程使文学语言更加丰富及充实。而这种文学语言，目前我们只能猜测。因为我们所知的残存下来的文献作品可能不足当时的5%。很多书籍永久丢失了，但就像莫高窟北区石窟那样，也有一部分新的文献陆续再现。柏孜克里克发现的介绍摩尼教的一残卷中提到，吐火罗斯坦的摩尼教教士应牟羽可汗邀请带着约200本书来到了哈拉巴喇克逊。我们还应提到耿先生非常感兴趣的佛教回鹘教规的神秘痕迹。因此希望进一步的考古和语文学研究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料。但这只是起步。研究这些资料，并确定语言、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价值，是激励年轻一代继续耿先生开创的事业的推动力。今天，就像我所提到的那样，耿先生的学生在世界各地进行着研究。今天他们不能都来到这里，但我确定此时此刻他们都想着他们的Bahşı。 我在柏林的同事们要我代他们向耿世民教授表示祝贺和祝福。当然我在这里同其他学者一起向耿先生表示我的钦佩，并祝他健康长寿。我确定，耿先生有更长远的研究计划。最后，我希望十年后能同耿先生一起庆祝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诞辰1000周年，及我们老师耿先生的下一个生日。 Qutlug bolsun！ 编者按：这是彼德·茨默教授2009年11月28日在“纪念耿世民先生八十华诞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异国知己，评价公允，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今承茨默教授惠允，将英文、中文全文刊布在此，以飨读者，亦为耿世民先生寿。 耿世民教授简历及著作目录，本网站已经刊布，地址见：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f01/113.html 耿世民先生也是中国内陆欧亚学研究的先驱，他积极支持“欧亚学研究网站”的建设，在本网站刊布论文多篇，金针度人，嘉惠后学，功德无量。相关链接如下：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m3/201.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889.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790.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557.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556.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550.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475.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470.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461.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896.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890.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834.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802.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298.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83.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84.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1/1489.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1/1135.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1/980.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2/1507.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2/1105.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2/833.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2/824.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2/143.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b02/141.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d01/1070.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d01/1002.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d01/825.html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d01/104.html 编辑：李锦绣 版权所有：欧亚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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