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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达化斋日记》
作者:长林枫 提交日期:2017-05-29 09:21:18
    
                读书如耕种    日记如舂煮
    
                ------读《达化斋日记》
    
        湘江之水,岳麓之山,人杰地灵。这里孕育出无数个大家、名家。其中有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教育家,他就是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1871----1920)出生于湖南长沙板仓冲,人称“板仓先生”。杨先生一生都在追求高尚的道德,对自己选择的伦理学有着强烈的执着与信仰。作为一名老师他鼓励学生要立志做一个有益于社会而光明正大的人。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先生心系国危,重德重教。读书、教书、育人。先生在教学之余读书,记笔记、写日记、作文章。我们今天读到的这册16万字的《达化斋日记》,便是先生去世后其朋友选编1896年、1899年、1914年、1915年、1919年的日记刊发在《民铎》杂志上,使之得以流传。
    杨昌济先生早年留学日本、英国,1913年归国任教于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这时毛泽东刚刚考入该校,从此他们之间就建立起师生情谊。杨先生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淳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我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杨先生在这则日记里绘声绘色的描绘出“资质俊秀”的青年毛泽东,也体现出一个教育家爱惜人才,诲人不倦的风范。
        杨昌济先生的身体较弱。他26岁时候出游半个月便“精力为之疲倦”。先生常常在日记写下“戒书静坐”。到了1914年,先生开始了一种新的锻炼方法,他在9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早始行冷水浴”。当时,正在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受老师的影响也开始学习这种方法锻炼。每天早晨,来到学校的水井旁边,脱去上衣,吊上一桶桶凉水往身上浇,然后用毛巾摩擦全身,一直到全身发红发热为止。就是这样,毛泽东的“冷水浴”一直坚持了很多年。1917年,毛泽东撰写了《体育之研究》论文,这得到杨先生的赞许并且推荐给《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毛泽东从老师杨昌济先生那里得到最大的获益在于理想、志向和抱负的初步确立。
        杨昌济先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到北大任教。教哲学系必修课程“伦理学”,选修课程“伦理学史”。不久,毛泽东、蔡和森等也来到北京。杨昌济先生介绍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这年是1918年。又过了一年,杨昌济先生因病于1920年1月17日逝世,他在病中曾经写信给章士钊先生举荐毛泽东、蔡和森。说:“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与杨昌济先生的女儿杨开慧结为革命的伴侣。
        杨昌济先生于读书、学习深有体会,他在日记中写道:“读书如耕种,抄书如收获,日记如舂煮。”这里要解释一下“舂煮”这个词。舂,意思是把谷类的皮捣掉,如:舂米。那么,这个“舂煮”在这句话里的意思就是:写日记(或者作笔记)的过程是把读书、学习得到的收获要消化、吸收掉。我们从《达化斋日记》中看出,杨昌济先生是博览群书,勤于笔记。他二十五、六岁时在家乡教私塾,1896年9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连日总不爽快,亦不过解诗经,解通鉴、写解诗经日记,写解通鉴日记,写日记五者为之崇耳。”这一时期,杨昌济先生读了不少的古籍,象《诗经》、《礼记》、《论语》、《左传》、《通鉴》等等,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10月7日先生在日记中又写道:“现日解礼记,夜解左传,皆有日记,详别本,此不载。”杨昌济先生这种学习精神和读书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尤其是青年人更要只争朝夕,勤于读书、勤于笔记、勤于思考。
        杨昌济先生在湖南师范任教时,他借来曾文正手书日记翻阅。他在1915年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写日记亦有十数年,但时有间断;且纸幅宽窄长短不齐,不能如曾文正首尾一致。”在3月8日的日记中又写道:“昨夜清理近岁日记,因誊作一本以志鸿爪,中多间断处,良为可惜,拟此后不再间断。”同时,先生还特别注意曾文正每天读了哪些书,做了哪些事,谓之:“文正所读书,又有四书、诗经、书经、陆宣公文集、司马温公文集、文选”。还说“求阙斋日记,剃头、洗澡皆在记录之中。”看得出,杨昌济先生对于日记是情有独钟,时时整理日记,还要加以检讨,日记很重要,尤其是读书日记更是极有意义。那是对于读书、学习进一步消化吸收的过程。先生在日记里还拟定一个读书、学习的计划。“拟置万年笔一枝,洋式本一大册,以备作伦理学札记。又拟置小砚池、银朱、白芨,或红墨水,看书时作为标识。”杨昌济先生还把《达化斋日记》列入讲义中,与《论语》、《呻吟语》一起讲授给同学们。这是在学生当中推广日记教育开了一个先河。
        杨昌济先生总是喜欢把发生在身边的事写入日记里,即是警醒又是在评说。1914年8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借书不还,乃士人之通病;此事似小,实有关于道德甚大。李肖聃借钱硕人书共二本,为友人借失一本,久不能还;去岁在北京琉璃厂购得一部版本纸张悉如其所借者,乃以还之,已经过十年矣。自谓平日守铿铿之节,幸不以此事坏之。余前在宗祠,有一族长年八十还水浒传,云已借去二三十年。前辈作事周匝,有始终,良可效法。”这则日记说的是“诚信”问题,俗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这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做人原则。
        杨昌济先生在伦理学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写下大量的学习笔记。撰著并编译出版了《西洋伦理学史》、《结婚论》、《伦理学之根本问题》、《论语类钞》、《儿童侦探》等,还发表了《余归国后对教育之所惑》、《论教育上之养护》、《教育上当注意之点》等论文。先生为当时的教育与伦理学的发展呕心沥血,身体力行,深深地影响了象毛泽东那样有远大志向的进步青年。
        杨昌济先生一直关心国家的兴衰,他在日记中还常常记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的一些状况,可以感受到他那种的故国情怀。那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种期盼的心情,就是中华民族的早日崛起。杨昌济先生英年早逝,可是他的精神不死,他的伦理学教育思想不死。
    在祖国和平崛起的新世纪,我们更要面向未来,奋发读书,努力工作,去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做个读书人,一个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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