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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会]来新夏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会（韦力）

作者：zzyqh 提交日期：2017-11-13 12:42:53

    2017年10月27日，浙江萧山图书馆举办了来新夏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会通知得很晚，大约在此会召开前的一个星期，我方得到通知。天津的王振良先生给我来电话说，萧山图书馆想办这样一场纪念会，而会期的举办时间仅比在诸暨举办的第十五届民间读书年会早一天。
    萧山与诸暨虽然同处在浙江省，但两者之间还是有些距离。如何能参加两会均不误，显然举办方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王振良解释说，萧山举办此会就是为了借助诸暨会的这个时间，因为诸暨会所定报道时间乃是10月27日，而萧山图书馆将于这天的上午举办纪念会，下午参观当地的方志馆，而后就用大巴将与会者送到诸暨。两者之间的车程在一小时左右，这样的紧凑安排也算贴心。其实即便不是如此，我也将前往参加来新夏先生的纪念会。
    大约在十年前，萧山图书馆举办过一届地方志学术研讨会，正是来新夏先生命我前去与会。我记得到达的当天晚上，馆长请几位来宾晚宴，而来先生在席间讲述了很多萧山的掌故。那样的场景至今音容婉在，在当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目录版本学家范凤书先生。范先生初次见面就约我共同写一本《藏书家堂号考》。而后的几年因为阴错阳差的原因，我未能实际参与此事。最终范先生独立出版了一部相应的专著，想来总是一种歉疚。
    其实那场地方志研讨会，我还有第二个歉疚：第二天一早，召开了相应的会议，因为与会者人数较多，主办方将来者分成几个组进行学术讨论，而来先生与徐雁命我主持其中一组的发言。恰在这天上午，某地一位朋友来电话，他联系到了一批重要的藏书，因为对方急着出手，必须今日定夺要与不要，然而不看原书就成批地买善本，显然这是隔山买牛。那批书中的其中几部又对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权衡一番我还是硬着头皮向来新夏提出了请假的请求。我记得来先生沉吟了片刻，而后跟我说，这样的书确实十分之难得，你还是去试一试吧。
    正是因为来先生的宽容，使得我最终买下了这批善本，然而得到这些善本后的欢愉却总包含着遗憾和歉疚。我想自己有着这样心理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拂来先生的美意。也正因为有这样两个遗憾，我当然要推掉其他的安排，一定要参加此会。其实早在此会举办前的一段时间，浙江图书馆徐晓军馆长就与我约定好，他将带我前去富阳参观一家手工纸作坊。而我与徐馆所定日期也是27日上午，因为徐馆长告诉我，富阳距诸暨也是一个小时的时间，等我们参观完富阳造纸作坊后，他将送我到诸暨，因为转天他也有一个重要会议在诸暨举办。而今，萧山图书馆突然要举办这样一个纪念会，而此会我无论如何也要参加，故只好向徐馆解释一番，之后征得他的同意：将参观手工纸作坊的时间定在来新夏纪念会举办完毕之后。正是徐馆长的体谅与宽容，使得我几方面的工作均未耽误。
    我原本所定到达萧山的时间是26日中午，因为我事先给萧山古籍印刷厂董事长张国富先生去过电话，请他安排车带我参观萧山区内的两处藏书楼遗址。但不知什么原因，临行前的一天航空公司来短信说，那个航班取消，自动把我安排到了下午的一个航班。这样的店大欺客真是让人生气又无奈，故只好把26日下午的寻访计划压缩了一半。在机场见到了印刷厂的张杨主任，他带我寻找到一处藏书楼遗址后将我送到了宝盛宾馆。
    此宾馆的大堂同时摆着几个报道摊位，看来该宾馆乃是当地有关部门最喜开会之处。我找到了来新夏纪念会的报道处，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前往前台办理入住手续。而这里不但需要身份证登记，同时还专门有刷脸核实的设备。现在技术手段越发的先进，而人的隐私也渐渐消失殆尽，不知这算不算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别解。
    当天晚上，图书馆请与会者吃饭。在酒宴上见到了多位朋友，北京的戴建华先生拿出珍藏多年的两瓶白酒请众人品尝，而王稼句、范笑我均赞此酒后劲猛烈。我第一次见到戴先生时是在海豚出版社，当时他就展现出了酒仙的姿态。看来他在研究学问藏书读书之余还喜欢藏酒，而他能将自己的珍藏贡献出来与朋友共品，其果真有着“肥马轻裘与朋友共”的豪迈。戴先生恰坐我旁，他当场更正了我的记忆之误，他告诉我说：早在十二年前我们就见过面，当时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举办了第三届民间读书年会，我们就是在那个会上见过面。此后的几年，陆昕先生在琉璃厂的老浒记饭店举办过几次书友集会，其中有两次我们同时在席。
    戴先生超强的记忆力令我佩服，其实我对自己的记忆力也颇为自负，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却有着选择性的记忆：很多版本我只要看过一眼就能牢牢记住其特征，但看人脸却完全没有了这样的本领，甚至见过几次面的人，我都难以将对方记牢，显然这是情商较低的表现之一。
    我们的谈话引起了冯传友先生的兴趣，他也讲述起我们第一次在京见面时的情形。他说那次会面有止庵先生和王稼句先生在场，当时冯兄向我约稿，而我却说自己近来很忙，冯兄以此理解为这是我的婉拒。我竟干过这等恶劣之事，自己却无论如何不能忆起。虽然我不能确认自己真的没干过这样的事，但我还是有着冤乎哉的感受。好在冯传友说我后来的供稿给其所办报纸增添了光彩，虽然我知道这是一句安慰话，但我还是感念于他的体谅。
    晚宴快结束时，西安的崔文川先生匆匆走进，原来他的飞机晚点了六个小时，众人纷纷感慨，乘高铁远比乘飞机准时的多。我的公微号每月1日要发出本月的师友赠书录，当然此录大多是上月底前几天所完成者，因为要参加这两次会，故本录又比以往提前了几天，而在本月初北京杂书馆举办了我与拓晓堂先生的一场对谈。在那场对谈会结束后，戴建华先生递给我两本笺谱，他说这是崔文川先生所转赠者。虽然这纯属无功受禄，但我还是将其写入赠书录中以示郑重鸣谢。
    然而我的赠书录中却写明，我未与崔先生见过面，但有意思的是，赠书录还未发出我已见到本尊。而过几天，本录发出之时，文中却说我未曾见过崔先生。不知道他读到后，是否会怀疑我的记忆确实出了问题。
    虽然我记人的水平很差，但对崔先生却早闻其名。大概是几年前，南京的薛冰先生在短信中告诉我，崔先生想帮我设计一套藏书票。其实我对藏书票也有着相应的需求，因为我觉得线装书钤盖藏书印最为正统，而大量的洋装书则贴上正统的藏书票，看上去最为原汁原味。然而市场所流行的藏书票，大多是一种机器印刷物。这跟我所看到西洋书中所贴的手工制作藏书票，其精美程度相去甚远。而薛冰告诉我，崔先生的藏书票也是用机器印刷者，所以我婉拒了崔先生的美意。
    而今在萧山见到了崔文川，这让我又忆起几年前的这件遗憾。于是我立即迎上前与之打招呼，向其表达了我的歉意。崔先生有着西北人的豪爽，他笑着告诉我自己并不以此为意。而后的几天，我又借机向他请教了制作藏书票的问题。由此而终于让我听明白：藏书票的原作当然可以一一手工制作，然而这样的藏书票成本高昂，其每枚价格远超所贴书之价，这样的本末倒置显然无法具体实施。而今藏书票原作更多者成为了一种像邮票一样的收藏品，少有人拿来真实使用。如果真的要贴在书中，他还是认为用机器印刷最为划算。到此时，我方明白崔先生当年的美意。由此而又让我心生歉疚，俗话说事不过三，而萧山一地却让我有了三个遗憾，看来这著名的萧山真是我的伤心之地。
    老子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虽然萧山让我有三个遗憾，但同样也有高兴事在。而以前的高兴事，则是这里有江南三大古籍印刷厂之一，这就是张国富先生所办的萧山古籍印刷厂。该厂在业界颇有名气，而我自己出版的《芷兰斋稿校钞本丛刊》已经在该厂印刷过八部，而其印刷质量受到了不少得书人地夸赞。虽然这是过去的美好，而今日同样有着美好在，因为我在酒桌上结识了吴眉眉女史。在聊天中，王稼句介绍说，吴眉眉的祖上曾经是江南地区有名的大户。当年康熙皇帝下江南，曾经住过吴眉眉祖上在苏州光福镇的老宅。而吴女史听到稼句兄如此赞誉之时，却是一脸的淡定，以此显现大家之后在为人姿态上的雍容。
    当晚的这场宴会，还有多位朋友乃是初次见面。比如山东的阿滢先生，王振良先生告诉我，当年他在天津举办来新夏先生九十寿诞会上，阿滢先生就前往参加。而那场聚会之时我正在外地寻访，匆匆赶到天津只能走上前向来先生道上我的祝福，而后坐到了后排，故没有看到阿滢本人。而今来到萧山又是因为来先生而与之见面，由此显现出来新夏先生在爱书人的心目中有着何等强大的凝聚力。正是因为这位老先生，才使得书友们相互结识，共同把酒话桑麻般地谈书论人。
    第二天一早，萧山图书馆用大巴车接众人前往该馆。此馆处在萧山区中心的通衢大道旁，众人从侧门走进，而后集体去参观来新夏著述专藏馆。此馆分内外两间，右侧的小间乃是布置成了来先生生前所用书房的模样。这个区域内摆着办公桌椅，以及两个书架，而墙上则悬挂着几幅字画，尤其引人注目者，乃是写字台后面悬挂着的“邃谷”匾额。
    邃谷乃是来新夏先生的堂号，说来遗憾，我跟来先生交往多年，他也几次来北京看我，而我却从未去过他的书房，而今我望着这个匾额心生感慨。其实在上个月沧州会议时，来先生的弟子徐建华先生主持我的讲座。在开讲之前，我告诉徐先生自己没有来先生遗孀焦静宜老师的电话，故我请徐先生向焦老师转达我的请求，因为我想前往来先生府上去拍他的书房。徐先生说他回去后会转达我的这个请求。而今我在这专藏馆内又再一次见到了焦老师，于是我当面向焦老师讲出了自己的愿望，她立即答应了我的请求。
    与会者走入此专藏馆，纷纷站在邃谷匾前拍照，不知是谁首先请焦静宜站在这里合影，而后众人纷纷效仿，以此来表达对来新夏夫妇的敬意。而我则注意着墙上的几幅字画，其中一幅画作乃是出自当代著名画家范曾先生之手，而画的图案乃是来先生翻阅资料的情形。看到此像又让我回忆起与先生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尤其他对我的鼓励，这让我始终铭记在心。
    与邃谷相对应的一个房间乃是面积较大的展厅，这里陈列着来先生生前捐赠的一些藏书。来先生在生前分几次捐出自己的藏书，这份无私的义举当然令人敬佩，然而藏书对于一位大学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工具书。这正如鲁迅所言：“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所以鲁迅曾把自己的书斋称为“绿林书屋”。而来先生是位文史大家，他的藏书当然是他的武器库，他能将自己珍爱的宝贝捐出，也自然有着心理上的折磨。因为他几次打电话给我，跟我商讨捐书之事。他告诉我说，萧山是自己的家乡，虽然他从小就生活在北方，但他对家乡却有着挥之不去的爱，所以他总想为家乡多做一些贡献。而我的劝说当然是从务实角度而言，显然我舍身处地的实际想法不能贴合来先生的乡梓之情。最终他还是分批捐出了自己的珍爱之书。而今我在这展柜之内看到了部分捐赠之物，而当年他在电话中跟我的探讨过程又瞬间回荡在耳畔。
    参观完毕后，众人集体步入会场，本场纪念会由该馆副馆长庞晓敏女士主持。她首先请萧山区文化局副局长汪春霞女士讲话，汪局长在讲稿中高度地赞誉了来新夏先生对萧山所做出的贡献。而后则是由焦静宜老师发言，焦老师在讲话中复述了来新夏所言：“评价一个人，要看他是否在其时代是否做出了有价值的事情。”而后焦老师讲述了来先生逝世后所进行的相关工作，其中之一乃是《来新夏文集》的校对工作，此文集现搜集了五百多万字，而这个数字不包括已经成书的著作。这个工作首先是由徐建华老师组织学生做前期的搜集和校对，该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多，而后交到焦老师手中进行校对。焦老师说她自己干了大半辈子工作，但越干越胆小，因为总会发现相应的遗漏。
    焦老师在谈话中坦陈徐建华先生在搜集资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但因为自己的校对，反而产生了一些文字上的疏漏。因为来先生治学的视角宽阔而深入，故自己的学识很难涵盖这样的方方面面，所以这样的疏漏确是难以避免。从现存的情况看，来先生的著作还有很多的遗漏，比如她偶然发现了来新夏在九岁时发表在《大公报》上面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不可吃零嘴儿》。由此可见，来先生著述之早，而来先生又是一位长寿之人，其著作之宏富可想而知。来先生去世后，通过查其档案而从中看到了一份亲笔所书的检查。这份检查中讲述到了，本人早年写过的一些著作。可是焦老师和徐建华等人却完全查不到这些著作，由此可见补遗工作难度之大。
    焦静宜谈到的第二方面工作，则是要编一部《来新夏先生在南开》一书。因为南开大学成立于1919年，到2019年将举办盛大的百年校庆。该校准备编辑出版《南开百年学术丛书》，此部丛书选出了该校十位大学者，而来新夏为其中之一。焦老师说，来新夏生前为南开大学做过不少的贡献，他主持盖了两座楼，分别是新图书馆和出版大楼。同时创办了南开大学图书馆系，该系为全国高校第三家。
    针对焦老师的这番话，王振良先生做了即时补充，他说自己正在征集来新夏相关资料，他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提供来先生亲笔所书信函以及墨迹，同时也需要来先生的一些照片。我与来先生交往的这些年，他赠给我不少的著作，而来先生大多会在赠书的扉页上写一段话，同时他也给我来过一些信。可惜的是这些物品我都将其一一装箱放入仓库，难以找出来编入书中。但王振良的这番话还是让我有些感慨：虽然与来先生相识有年，我也知道他能写一笔漂亮的法书，但我却始终不好意思请老先生书写一幅墨宝。而今听闻到，有人说他手中有来先生的法书，而我也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焦静宜又讲道来先生在生前就主持编辑《萧山丛书》，当年来先生设想此套丛书每年出一辑，每辑出十册，该书已经出版三辑，而此书的副主编正是在座的李国庆先生。讲到此事时，焦静宜又郑重地讲出了来先生的遗嘱：生前藏书继续捐赠，虽然手头还有科研项目在，有些书暂时使用，项目完毕后，这些藏书继续捐赠。因为来新夏生前曾说过，他的藏书不要分散地捐给不同的地方，而焦老师的这番话即刻引起了在座者热烈的掌声。同时焦静宜也向萧山馆提出了新的希望，她希望该馆能开放来新夏捐赠书，以便让更多人看到和利用这些藏书。但她同时强调希望对来新夏的手稿进行更为妥善地保存，因为她看到捐赠室内所陈列的一些手稿因为阳光的照射，已经有些掉色。所以她希望该馆在条件允许时，可做一些仿制品用来陈列，而将原稿珍藏起来。
    焦静宜的所言，立即受到了萧山馆几位领导的回应。他们说很快做出改正，以便能让来先生的手稿长期地保存下去。
    焦老师的主题发言结束之后，本场研讨会由王振良先生主持。他首先一一介绍了来宾，而后称正是因为来先生人品的魅力，才使得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来共同怀念他。来先生生前结交各流朋友，这也正是他思想可贵之处。王振良介绍到吴眉眉时称，吴乃是来先生的跪拜弟子。原来还有这一层，王振良的这个介绍让我对吴眉眉又增加了一份敬意。
    而后王振良请与会者一一发言，而第一位发言者则是陈子善先生，陈先生对来新夏给出的一句评语则是“重剑无锋。”陈老师谦称自己没有受过正统地文学训练，而正是来先生给予其很多地鼓励。在历次运动中，来先生受了许多罪，从他档案的材料中得知，里面不是汇报就是检查。但即便如此，来先生也不改初心，把主要精力仍然用在学术研究方面，更为难得者则是来先生在其晚年写了大量的学术随笔。陈子善说：来新夏已经是功成名就之人，他不写这些也不影响其学术地位，但其仍然笔耕不辍，这正是让后辈敬佩之处。陈子善呼吁在来新夏逝世十周年之时，能够出版《来新夏全集》。
    接下来是王稼句先生讲话，稼句先生则讲到了他与来先生交往中的一些细节，稼句先生认为“纵横三学”这个词不能概括来先生学术的全部。更为感人者，则是来先生晚年能够提携后辈，给年轻人捧场。王稼句讲完后他将话筒递给我，而我在会上则讲述了与来老交往中的两个细节。一是他曾告诉我要能面对别人的冷嘲热讽，必须要做到“笑骂由人笑骂”。二者，则是来先生用几十年的时间编辑各家《书目答问》一书的校补。来先生晚年想出版该书，请我做系统地校对，而我则告诉他，自己也在做这样的标注。来先生希望我的所写汇入其书中，而后经过李国庆先生地细心编排终于成就了此书。这正如王稼句先生所言，来先生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提携于后辈。
    而后陈克希先生讲述了来新夏到上海博古斋买书时与他的交谈细节，阿滢则提到来新夏给他题过多个名签，包括祖谱的题签。李国庆则称南开大学跟天津图书馆仅一墙之隔，故来先生经常到图书馆善本部来看书，而每次前来都会带来萧山特色食品——腌萝卜干。李国庆建议萧山图书馆应当创办“邃谷讲坛”，因为来新夏纵横三学七个领域，所以各个学科都可来此讲述，故这样的讲坛一定能有很大的影响力。而戴建华先生则称，他没有见过来新夏，但他却与来先生有着许多间接的交往。比如他从中华书局总编顾青那里强行夺走一部签名本的《书目答问汇补》。
    冯传友在讲话时称，他也在搜集来先生的佚文，而今已搜到了五万多字。之前我在著述馆中就已经看到了冯传友主编的《包商时报》陈列其中，而冯先生则讲述了来新夏对其报纸的支持，他说接下来该报可以开纪念来新夏专栏，希望在座者踊跃供稿。姜晓铭则称，来先生到达兴化时看中了一件当地的工艺品，姜先生想将此送给他，而来先生坚持要自己买下。子张先生也说，他跟来先生没有直接交往，但2006年南开举办的穆旦会上他见到了来先生。李树德也说，他跟来先生没有见过面，但他喜欢来先生的道德文章。
    孙伟良专门搜集来新夏的各类著作，他可能是在座者藏有来著最多的人。其实在十年前我就见过孙伟良，而那时也是来先生所介绍者，来先生对这样的晚辈后生给予了特别地鼓励。而孙伟良则称，他正在撰写《来新夏著作经眼录》，为此他还搜集到了来著的韩文版和日文版等等。他说自己已经集全了来著已出版之书的所有版本。孙伟良当场宣布，等他研究完这些著述后，会把自己珍藏的来著全部捐给萧山图书馆。他的这番话受到该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董宁文则谈到了来先生对《开卷》的支持。范笑我则讲述了他在海宁图书馆第一次见到来先生时的情形，范同时说：“明天是重阳节，而来先生与焦老师正是在重阳节结婚的。”范笑我的这番话勾起了我对他们当年结婚时的回忆。而张元卿则讲到来先生给予他生活上的关照，张先生称他与妻子分居南京、天津两地，而来先生曾帮助他想办法把妻子调来天津。虽然此事未能办成，但他却感念来先生对自己在各个方面的照顾。
    吴眉眉的讲话最让在座者动容，因为只有她是站起来讲述跟老师的交往。她的“欲语泪先流”让本会的气氛又多了几分凝重。她说自己虽然身为弟子，却没能为老师做出更多的贡献，这让她感到惭愧。
    接下来则是唐伟民、周晨、崔文川、励双杰、童银舫等人的讲话，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到与来先生的交往细节。而我则隐约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励、童二先生，正是在那次来先生主持的萧山地方文献研讨会上。
    众人讲话完毕后，王振良做了总结性发言，他建议创建一家书院设立基金会，用来新夏先生来命名，以此来让世人更多地了解来新夏在学术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会议结束后，集体合影，而后乘大巴回酒店用餐。图书馆方面的安排是下午集体去参观方志馆，而该馆也是来新夏生前鼎力支持者。这个馆我当然想前去一看，可惜的是我已经与徐晓军馆长约好，前往富阳去看手工造纸作坊。于是一一与大家道别说：“晚上诸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