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弱者的武器》，J.C.斯科特著，本文为自尽同事生前所写）-论坛-布衣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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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武器（《弱者的武器》，J.C.斯科特著，本文为自尽同事生前所写）

作者：苇子提交日期：2010-08-30 12:47:51

    此文为我同事袁晓波先生所写，他于2010年8月26日早9点，从23层楼上跳下。
    目前本单位不让纪念、议论，他发在内网上的所有文章均被“和谐”。这篇是今年春节过后他发表在内网的，当时我下载了。发在此处，以为纪念。


    十四、弱者的武器

    [敬告：本节共八千五百字。]

        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尖锐提出“三农”问题，与此同时，译界已经有人着手引进美国社会学家J.C.斯科特的著作；2002年，清华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在《读书》杂志上介绍斯科特，把他推向公共视野（我孤陋，直到这时才因此而听说其人），显然是因为恰逢其时，随后不到一年就陆续见到一些依“生存策略”与“弱者的武器”而立论的关于“三农”或底层视角的新闻报道与理论文章。沾溉于此，我也就对斯科特的思想得到了一个大体准确而清晰的了解（只是不清楚他1998年已有了更宏观的“国家视角”），乃至，如果行文需要，我也可以顺手来一句“斯科特说”云云。

        然而直到今年春节期间才集中看完了斯科特的三本书：《国家的视角》、《弱者的武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被从头到脚雷到，用鲁迅的话来说，彻底轰毁了我几年来的思路。由此也印证了焦裕禄的名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绝对体会不出馍的本味；不读原著，而只接触二手资料甚至哪怕是原著的节选（通常会附一点未必不会误导的“导读”），也绝对不可能真正理解作者的精髓从而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

        我这个年龄段且读死书的人，容易一方面深具民粹主义情结，另一方面又深具其反面的精英主义情结，这好像很矛盾，其实一如鲁迅对阿Q孔乙己祥林嫂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八个字常常被正面视为鲁迅的博大高深，而此刻检讨，“哀其不幸”正好体现民粹主义，“怒其不争”正好体现精英主义。

        出于中国政经结构急剧转型的需要，最近这十几年来中国社会严重多极分化，知识界也严重多极分化，我因为既不属于知识界更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术小圈子，故而可以兼听则明，例如从前深具的民粹主义情结便经近几年“自由主义”者的漂洗大为褪色。然而知识界无论怎么分化也依然属于“精英”，各路人马甚至包括底层来的李昌平也逃脱不了精英主义视角，所以“精英主义”很有可能是大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再难医好的痼疾。

        我过去几年对社内一些同事正在被出版行业“向现代大工业生产模式转轨”边缘化、程式化、“钉子工化”而不自知，反而处处表现出对程式、对《现汉》、对“国标”、对“规范”的依赖乃至对wangfx所批评“匠气”的公开迷恋，从而实际上是主动迎合社会键盘操作手的FORMAT命令也就是心甘情愿被FORMAT的一系列行为大为迷惑不解，一再撰文批评，甚至尖刻地比喻为被人卖了还帮他数钞票，都是出于顽固的精英主义视角，而完全没有想到，这正是我自以为已经很了解了的斯科特所说的“生存伦理”与“弱者的武器”，大不合于“国家的视角”：年轻同事们自有他们的道理！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反而是不能与时俱进的表现。

        故而以前应许“春节后再写”的“之八”至“之十三”这六节，大可以不必再写，反正要说的意思看题目本也猜得到，且可以避开最难下笔因为写出来后必然要得罪所有“内部因素”各方人士（甚至包括“外部因素”中看似无辜的广大读者）的“如此之多因素叠加炼成的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一节。倒是春节期间读了斯科特的书后新冒出的一点想法不忍湮灭，兹衍为“之十四”。文中为方便行文而引的斯科特的话，有的作了一些字词变动，凡此都加了注释。]

                       （一）
        一百七十年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之所以痛苦、复杂与艰难，端在于它不得不强行扭转其固有的已惯性运行二千年的轨道而去与新近二三百年才崛起的西方文明接轨；在经历了1911年至1949年近四十年的艰难路径选择、并且付出了以暴力革命为代价的高成本之后，中国终于选定了一条看来最适合于固有集权式文明且最为近捷的道路，而且在当时，这条道路也被西方文明内部视为较为光明的两个可选项之一。然而试行三十年的结果，却又因为乌托邦理想的破灭不得不向市场经济转轨。这再一次的转轨未再采取即时社会成本较高的“革命”形式而代之以长时段分摊社会成本的“改革”，并且不是苏东的以十数年为期的短时段成本分摊的“休克疗法”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估计八十年为期的长时段成本分摊的渐进式改革。（注1）

        长时段成本分摊能在时间维度上分散社会压力，把苏东国家十年间的社会巨变稀释为八分之一，八十年完成，这一点，已为无数中外论者所指出；然而长时段成本分摊还能在空间维度上分解社会压力，或曰不但把成本分摊到不同时间点，而且还通过这不同时间点把成本分摊到不同人群身上，以减小共时改革阻力，取得最大限度的改革合法性，这一点则似乎还未见有人从理论上论述。由此本可以生发出一篇大文章甚至一本专著，不过本文只试图从这个角度切入，来探讨一个极次要社会人群的地位变迁。

        使用马克思主义学术语言，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分别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大范畴里在不同时段、分不同层面、以不同速率展开，最先触动的是“经济基础”中最容易突破的“人民公社”制度和“上层建筑”中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理标准”问题，这也是当时最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这一点自无庸辞费。然而少有人注意的是，解决这两大问题，虽然经历了激烈的思想交锋，耗费了大量隐形物质成本，但可见物质成本却是最小：它不触动1958年“城乡二元化”体制以后的既得利益阶层即城镇人口的利益反而使之间接受益（才两年后就农产品不再匮乏、四年后即取消了布票、八年后即取消了粮票），而让1958年以来利益受损阶层即农村人口获得相对以往而言的极大收益（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是真正意义上的“（几乎）所有人都受益”的“帕累托最优”。然而此时虽然上下一致对改革充满期待，全社会却都还没有成本意识，没有预估到改革也有成本、成本最终由谁负担的问题，也就是全社会都以为只会有“先富还是后富”的问题，不会有“大富还是不富”的问题，更不会有“巨富还是赤贫”的问题。正因为如此，随后一步于1984年起动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才遇到了那么强烈的反弹，因为它只使部分人（“官倒”）受益而大多数人不受益（但不受损），尽管依然是成本较小的“帕累托次优”，也依然引起了断续好几年彼伏此起的学潮、工潮直至积累爆发为“八九风波”，随后迫使改革进程裹足不前了三年。在此情况下，邓小平不得不采用跟改革终极目标极不相容的高压手段，强令“不争论”、“不要问姓社姓资”，才得以破局，九二年以后的中国走向，才一无悬念地明朗。

        但是成本问题已不容回避，特别是，有了“八九风波”的教训，改革主导者们也意识到必须让国民对改革抛弃不切实际的美好预期，作好“在最终全社会受益之前，必须先有人大面积受损”的心理准备。主流经济学家们开始发动另一场意识形态战役，用来训导普通老百姓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美国俗语和用来训导知识界人士的“没有什么人受损、但有部分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模型就是在那时候被同时引进中国的。在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多种传媒的密切配合下，这一对乌托邦理想的意识形态颠覆大体在世纪之交完成，“天无十日，人分九等”的中国传统与“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以及“经济人假设”的西方思想混血而成的丛林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因此，从1997年到2004年这八年间的“产权明晰化”运动虽然受损面极广但没有引致大的群体性事件，知识界与学术界在默认了“新旧产权体制转换的成本总得由旧体制中绝大多数人即期显性负担和新体制中绝大多数人远期隐形负担”的潜规则后，忙于自我拯救，尽可能趁机获利或至少不受损，保持了高度一致的沉默，而卢杨韩左等几位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抗声质疑既被官方也被主流媒体刻意压制与遮蔽。

        直到2004年，由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学界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发表极富社会主义色彩的质疑，并引起了全国各阶层人士普遍加入的“2005改革大论战”之后，这场针对四十多年来全民积累的一部分共有资产（中小型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运动才戛然中止，改行“全面有序均衡发展”路线。

        然而“郎旋风”刮起的时机真堪玩味，如果我们依然笃信黑格尔主义的话一定会坚持认为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是历史的“绝对理念”之手在背后操控而不是个别人的即兴表达：2004年，针对中小型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产权明晰化”运动已基本完成，即使还有少量因各种原因误点而终于没赶上发出的“末班车”，也已无关大局，运动的锋芒所向，已是更大的目标。显然，这是改革过程中迟早要迈的一步，然而这一步何时迈、以多大速率迈，却万难把握：是趁热打铁，还是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后暂作休整、调整战略，极令决策者踟蹰，因为中国再也失误不起了。

                       （二）
        所谓“更大的目标”，当然是大型国有企业和敏感企业。无论是以当时的事前诸葛亮眼光还是如今以五年后的事后诸葛亮眼光来看，这一步尽管非迈不可，但又确实应当慎重迈出，或变形迈出（注2），中央的抉择，或曰被郎咸平逼出来的抉择，是其缘有自的。
        大型国有企业不在本文要讨论的范围之内，姑且从略；“敏感企业”中的大部分也不在本文要讨论的范围之内，也姑且从略；本文专门讨论“敏感企业”中的一个小小的、所占GDP份额极少的部门：出版行业。

        出版行业是一个有双重属性的行业。一方面，它也是从事商品生产的企业，理所当然地应当市场化，甚至应当尽早“产权明晰化”；另一方面，它又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尽管意识形态本身也在进行悄悄的但是巨大的变革，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政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是压倒一切的目标，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必须以适应缓慢而顽强的政治改革步伐为度，如果太快而失控，一不小心就会天下大乱。（注3）

        所以，一方面，出版行业的改革不得不从来就慢半拍，晚于其他行业好几年才开始起动，且不幸刚一起动就遭遇了“郎旋风”；另一方面，出版行业的改革又只能是适度“瘸腿”的，即“登记制还是审批制”问题暂时搁置，“产权明晰化”更是要推到十至十五年之后才有可操作性，只有“市场化运作”可以而且应该逐步先做起来，这一步，即相当于农村改革的第一步“联产承包责任制”。（注4）

        最先要做的第一步当然是变“出版事业”为“出版企业”，也就是从单纯的“宣传机构”、“文化产品提供机构”变为“文化商品提供机构”，性质的改变才能引起机制的改变，机制的改变才能引起体制的改变，但这一步也因为各种因素的牵掣至今未克蒇事。而遵循“必有人在改革中受益，也必有人须负担改革成本”的“帕累托思路”，在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施振荣曲线”的旗帜下，必须一方面以“管理层自我定价”的形式制造工人贵族，一方面以“企业内部机制改革”的形式制造一线操作工，以便尽可能快地生成未来的生产关系格局。（注5）

        “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千头万绪各臻其妙，其中之一即模仿物质产品生产流程的泰罗化而将出版产储销流程作细致切分。这一切分的好处同样深不可测，其中最浅层的一条是：产的流程之前端（编辑流程）被切为策划、组稿、加工三截之后，既显得规范化、程式化、简单化，又可无须论证地顺手把工作定额成好几倍地提高，更显得人工成本的降低就是职此之故（产的流程之后端和储、销的流程则另案高明切出，此处不赘）；但最根本的变化则是业界内部观念的潜移默化：八九十年代的“编辑是龙头”的口号已绝口不提，而是部分变成了“施振荣曲线”上的“下巴颏”，从利润创造者变成了原材料消耗者，从复杂劳动变成了简单劳动，三个工序中的所有编辑人员都不过是随时可以替换的流水线操作工而已。

                       （三）
        事实上这三个流程还可以继续切分，直至一切都可以由电脑自动化运行、基本无须人工干预为止，只是，技术上的诸多难题尚未解决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只能是个体生产即个性化生产”的传统观念暂时阻滞了它。此时，二十多年前就被植入编辑界的科学主义的“规范化”观念被泰罗制引为援奥，成为一种为“简单化”之虎作伥的教条，遂使大工业生产模式试验得以顺利进行。

        当然新的改革模式会引起一些习惯了个体、手工生产方式的旧有从业人员的疑虑，不过很快被数量上大得多的新生血液所稀释。当越来越多的新生白细胞红细胞被接插到流水线上各个端口时，他们因为没有传统观念，已经先天地接受了“简单操作工”的身分认定，不但视工位的程式化操作动作为当然，也视难有专业上的上升空间为当然（注6）。人们既然不得不在泰罗制下生存，就只好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它，服从它强加的规则，忍受并习惯其奴役，特别是将被迫服从内化为自愿服从。正如J.C.斯科特所说，编辑们就像一群工蜂一样，将这套制度作为自我管理的手段来接受：秩序、规律、准时、公开家长式作风（注7）。

        不能把这种“默默的服从”当成无知与柔顺。优伶蓄之则优伶事之，犬马蓄之则犬马事之，以简单劳动蓄之则以简单劳动事之。如果说在十几年前是蓝领工人承担中小型企业改制成本被程式化可插拔化因而再也无人肯练技术，造成“高级技工短缺”持续至今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这一改革成本承担已与时俱进扩展到白领工人身上，学校、机关、商行、企业等一切机构的文员都被逐步程式化，或多或少地从或多或少有点个体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者沦为脑力生产流水线上的简单操作工，其差别仅仅只在于，鉴于蓝领工人多半没有文化，程式化起来比较省事，不必引经据典跟他们讲什么道理，至多不再提“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陈旧口号而已，而白领工人多半识几个字稍有判断力，须由大众传媒配合洗脑，让他们潜移默化地认同社会分层新规则，这也就是十年来一方面“小资生活”、“白领品味”之类廉价谀词甚嚣尘上，另一方面“职场人生”、“（服从）管理”之类训戒读物风行一时的根本社会原因。于是，当白领劳动力大大过剩而职位大大短缺、新进编辑们不能不先天地接受“简单操作工”的弱者身分认定时，他们的“弱者的武器”就正好是这种“默默的服从”。正如斯科特所说：“在大多数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里，对食物短缺的恐惧，产生了‘生存伦理’”，亦即“生存第一”（注8），因而只能“默默地服从”一样。京城米贵，居大不易，消费主义狂潮裹胁中的“房贷”、“车贷”更是将延续二三十年的梦魇，因此，这条“安全第一”的原则，体现在当前出版业改革序列的许多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中（注9）。

        这种“默默的服从”的浅层外部表现形式就是以程式化的工作态度对待程式化的工作安排，“在工作中严格遵守每一条规范，只做那些在他们工作条例中规定的工作”（注10），其他的以无物视之或视而不见，并以简单操作程式化动作尚不够简明而抱怨老一辈保守不肯传授，有意无意以最简化最浅层化最弱智化最可计量化的流水线操作来填充工作业绩、抛光工件外观，而不再费心追求产品完美；它的深层内部表现形式就是“生存伦理”中的简单雇佣主义思想，不再有为提高职业技能而“自我充电”的内在冲动（因为“公司不是我的家”），职业也不再有自豪感，不再是值得一生倾力为之的“事业”，而只是眼下的谋生手段，得过且过而已。如果说八十年代还有人大声疾呼“编辑要杂家化”、九十年代还有人大声疾呼“编辑要学者化”的话，那么，现在所有的编辑从一进场就被植入“流水线工位操作动作分解守则”，在一天岗“默默地服从”一天。

        斯科特的明达之处在于，既看到了“这种类型化是国家机器不可或缺的。国家的简单化，包括制作地图、人口普查、地籍名单和标准度量单位，都代表了国家把复杂社会简化管理的意志” （注11），又避免了精英主义对底层反抗的日常形式——磨洋工、装糊涂、假装顺从、装傻卖呆甚至是小偷小摸、好吃懒做、骗取救济等等的道德义愤：“即使我们不去赞美弱者的武器，也应该尊重它们”，他们用这样看似低等的行动“努力对抗无力对抗的不平等”，“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可用的政策选项。”（注12）

        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习惯于把泰罗制下前后工序之间的互相埋怨、摩擦、诋毁、不配合，本工序内部的勾心斗角、邀功买好等等，都看成资产阶级的分化阴谋，目的是人为制造工人内部的不团结，这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一种阶级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者也习惯了把工人内部的不团结叫作分散主义、小团体主义、工团主义、工联主义，是阶级觉悟不高、把对生产关系的不满发泄到生产力上的表现，对之几乎不作正面评价。斯科特虽然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把这些都看作弱者为了避免直接地、正式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赛场规则相对抗而不自觉采取的怠工、减低工作效率的行为，是弱者对强者的阶级斗争的一种伪装形式，正是这种必要的“伪装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大量的底层民众“保守”、“愚昧”、“不觉悟”的历史。（注13）

        当然，时至今日还以阶级斗争视角来观察与分析中国社会是不合时宜的，毕竟在一个国际共运陷入低潮、资本主义以为历史已经终结的时代，中国只能“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党章对此作出了同样的精辟论述：“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弱者的武器是一把自虐式的双刃剑，它在一点点蚕食了强者的宏大目标的同时，也一点点割伤了自己，其中最大的伤害是精神上的自我矮化和钝化。

                       （四）
        但是，如果以为只有弱者负担了全部改革成本，而强者攫取了全部改革收益，那不但是皮相的，也是不公正的。

        强者确实攫取了改革中转移或新产生的大部分收益，但也承担了改革的极大政经风险，三十年来的改革一波一波起伏推进，一波一波领军人物中的失败者固然是改革牺牲品，其中的胜利者也有相当比例在奏凯几年后依次落马，依然是改革牺牲品。即使是因为各种因素在改革未完成时中途退出亦即幸未牺牲，也付出了机会成本，更有隐含的牺牲是被下一波最终完成体制改革的强者作为旧体制成员被扫荡掉，沦入当年国有工厂私有化后“青壮者有选择留用、老弱者工龄买断、退休者移交给社会”的覆辙，以承担一点改革成本的方式为改革大业作出最后一点贡献。（注14）

        但强者的武器与宿命不属本文要讨论的范围，因而从略。


        （注1）：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到下世纪中叶实现……”云云，实际上就是他为中国规划的转轨历程时间表。“下世纪中叶”不妨取中值理解为2050年。

        （注2）：事实上也确实是“郎旋风”刮过之后一片狼藉，进行得好好的MBO即“管理层收购”被紧急叫停，各地精英迅速出招应对，都转而采用了从刚在美国发明的“管理层自我定价”摹仿而来的、自我定义的“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加分配”这一新战术，并通过院外政治运作使之得到了高层政治背书。

        （注3）：无论如何，天下大乱绝对是“既得利益者固然将受损，但所有人都将受损”的“帕累托最劣”，并且愈是底层的人士受损愈大。比如万一政权像苏联一样突然崩溃，那么可以断言，那些身历三十年改革进程都未能乘势而起反而日渐沦为弱势群体的个体或阶层，在更加奉行丛林法则的新体制下将更无多少机会，因为三十年历史已证明他们先天地只能是被强食的弱肉，羊们即使迎来了渴望的春天也依然变不成狼，倒是狼同样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而更悲惨的是万一发生战争，上层人士最多可能财产尽失，底层人士则多半会送上战场。当然两层都会有个别逆势得利的幸运儿，但总体上两层都将所失远超所得。

        （注4）：即使不遭遇2003年“郎旋风”，中国的新闻出版业也是（至少在近十至十五年内）不允许“管理层收购”的，起码要到十九大以后才有可能破局。这一点很不合于不谙中国国情的西方战略指导家的擘划，也使一些忘了中国国情而有志于推动中国转型进程的“海归”们铩羽而泣。

        （注5）这样做的历史   动因当然是为了在此一行业中以内部转移支付的方式积聚“内生性资本”，以便在十来年后时机成熟时可以具有“产权明晰化”的物质基础与内在冲动。

        （注6）这里所说的“专业上的上升空间”指的是编辑职称系列已只是一种虚名，不再与薪酬挂钩，而这还不过是浅层表象，它背后的深层机理则是编辑行业（以及校对行业）已不再被视为“创造性脑力劳动”，正如家具厂的木工已只须按按电纽，没有必要再按斧锯锛凿手工技艺分为一级至八级木匠一样。故而已有不少新编辑对评职称不再有兴趣，他们未来“薪酬上的上升空间”将主要体现于从最简单工位向次简单工位的拔插，而那是“功夫在诗外”的。与此相类似，高校教师被格式化的表现则是一方面周课时量大大增加，授课内容从个性化变为“知识点”、观点的凝固化；一方面薪酬与职称只是名义上的挂钩，而真正挂钩的是“硕导、博导、领导”等岗位或能否拿到国家课题，并且对他们的考核也变成机械量化的课时统计和每年若干论文或专著，对此，讲师、教授们的“弱者的武器”自然就是自觉减少讲课热情度与含金量，自觉降低论文、专著的质量，粗制滥造甚至剽窃抄袭，“传道授业解惑”的本业基本不再顾及。

        （注7）斯科特所引勒库布西耶的原话是：“工人就像一群工蜂一样，将这套制度作为自我管理的手段来接受：秩序、规律、准时、公开家长式作风。”见《国家的视角》P149。

        （注8）见《农民的道义经济学》P3。

        （注9）斯科特的原话是：这条“安全第一”的原则，体现在前资本主义的农民秩序的许多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中。见《农民的道义经济学》P6。

        （注10）见《国家的视角》P425。斯科特还两次举巴黎出租车司机为例：平日里他们穿街走巷十分灵活，一旦联合举行怠工（冲突尚未到必须罢工）时，则严格地机械地执行交通规则，导致车行如蜗牛，城市接近瘫痪，而资方与警方挑不出任何毛病。

        （注11）斯科特的原话是：这种典型化是国家机器不可或缺的。国家的简单化，包括制作地图、人口普查、地籍名单和标准度量单位，都代表了国家掌握大型复杂现实的技术。见《国家的视角》P103。

        （注12）见《弱者的武器》P 426、P43。

        （注13）见《弱者的武器》P 35、P346。斯科特的原话是：正是这种必要的“伪装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大量的农民保守的历史。

        （注14）吊诡的是，第一、二波冲锋者把雷区滚得越干净，最终攻占阵地的第三波冲锋者越是能轻易地扫荡旧物。此时第一、二波冲锋者的心理失衡，更是一种非身历不能体会的巨大精神牺牲。

作者：苇子提交日期：2010-08-30 12:53:16

     [敬告：本节共八千五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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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此处“] ”，是我误加，特此说明

作者：小宝提交日期：2010-08-30 21:31:22

……

作者：天地一沙鸥提交日期：2010-08-31 16:15:06

读

作者：8212361 提交日期：2010-08-31 16:48:23

    （注3）：无论如何，天下大乱绝对是“既得利益者固然将受损，但所有人都将受损”的“帕累托最劣”，并且愈是底层的人士受损愈大。比如万一政权像苏联一样突然崩溃，那么可以断言，那些身历三十年改革进程都未能乘势而起反而日渐沦为弱势群体的个体或阶层，在更加奉行丛林法则的新体制下将更无多少机会，因为三十年历史已证明他们先天地只能是被强食的弱肉，羊们即使迎来了渴望的春天也依然变不成狼，倒是狼同样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而更悲惨的是万一发生战争，上层人士最多可能财产尽失，底层人士则多半会送上战场。当然两层都会有个别逆势得利的幸运儿，但总体上两层都将所失远超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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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商榷

    一、何以理解古语录“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
    二如果你住破茅屋，生活朝不保夕，而他人住高楼大厦，花天酒地，你欢迎还是恐惧大地震降临？

作者：爽口马老提交日期：2010-08-31 16:58:31

憎恶贫富过分分化
也憎恶拿大于每月5000元而疯狂仇富

作者：8212361 提交日期：2010-08-31 17:10:40

    者：爽口马老提交日期：2010-08-31 16:58:31
     憎恶贫富过分分化
     也憎恶拿大于每月5000元而疯狂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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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每月不到1500元而疯狂仇富,是否情有可原,可以理解,或者值得同情,甚至应当鼓励?

作者：阳自东来提交日期：2010-08-31 17:19:35

    很多人一面批老毛，一面又期待老毛来均贫富。
    电视天天闹革命，就是劝你们学老毛起来闹革命。你们倒是去学呀。
    这天下，大学刚毕业就想拿15000元，住150平米的房子，开15万车，没有就上网骂。

作者：爽口马老提交日期：2010-08-31 17:28:59

    作者：阳自东来提交日期：2010-08-31 17:19:35
     很多人一面批老毛，一面又期待老毛来均贫富。
     电视天天闹革命，就是劝你们学老毛起来闹革命。你们倒是去学呀。
     这天下，大学刚毕业就想拿15000元，住150平米的房子，开15万车，没有就上网骂。

作者：8212361 提交日期：2010-08-31 17:51:38

    赞同邓小平的话:
    中国有11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9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9亿多人要革命。（《邓小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317页）
    就不能不革命啊！9亿多人要革命。-----不愧为真正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