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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绝望》抄袭表（ZT）
作者：有风不起浪 提交日期：2010-07-25 14:34:59
    简介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是汪晖的博士论文，后多次出版。 
    出版版次： 
    • 1990年，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繁体版。 
    • 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 
    • 2000年1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回望鲁迅》丛书之一。 
    • 2000年12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回望鲁迅》丛书之一。 
    • 2008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本页面收集的涉嫌抄袭文本由以下资料披露： 
    • 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原文发表于《文艺研究》2010年第三期，《南方周末》转载。 [1] 
    • 项义华，《规范的缺失与自我的迷失——也谈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南方周末》，2010-04-07。 [2] 
    • vivo，《汪汪汪汪晖〈反抗绝望〉剽窃的铁证》。发表于豆瓣网站。[3] 
    • 欧文，《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抄袭证据补遗》。发表于豆瓣网站。[4] 
    • coldstone，《请各位给wangiarism的MediaWiki站提意见》之回帖。发表于豆瓣网站。[5] 
    文字抄袭部
    抄袭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抄袭性质  发现者 
    抄袭并篡改。篡改后导致文理不通。  王彬彬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2000.12）第58至第59页： 
    其次，五四反传统主义以“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在思维内容上直接承续了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关于中西文化尖锐对比的精辟分析，以及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学说，但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理解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启示。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8页：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就其实质说，至少在其发展初期，却又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就都是用“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说明 
    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中的说明原文： 
    汪晖和李泽厚都是在强调“五四”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对以康梁为代表的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继承。将两段话对比，就会发现汪晖是以一种搅拌的方式，剽袭了李泽厚。汪晖把李泽厚的论述次序做了一点调整：李先说的，他后说；李后说的，他先说。汪晖又把部分用语做了变更：有的地方增加一点，有的地方删去一点。但相同的部分仍然是很多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算一下，这两段话相同的字有多少。应该指出的是，汪晖对李泽厚的两处改变，是很拙劣的。李泽厚“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被汪晖改成“严复关于中西文化尖锐对比的精辟分析”：这一改，便文理不通了。“对比”已有了“分析”之意，再加上“精辟分析”，便成语病了。另一处，李泽厚的“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被汪晖改成“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学说”：这一改，便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新民”与“‘新民’学说”不是一回事。可以说梁启超以“新民”学说提倡“新民”，却不能说梁启超“提倡‘新民’学说”。二是“提倡学说”，也说不通。所谓“提倡”，是鼓动众人采取某种行动。“提倡学说”，属搭配不当。 
    我之所以说汪晖这段话同时又是“掩耳盗铃式”的剽袭，是因为他在中间部分做了一个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不加冒号、不加引号，只做一个让人“参见”某书某文的注释，这是汪晖在《反抗绝望》中用得最多的剽袭方式。在这里，有必要对“参见”这个注释用语做点辨析。这里的“参”，乃“参考”之意。做出某种论述后，让读者“参见”某书某文，意思是说：在那本书那篇文章里，也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读者如有兴趣，或如果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去“参考”一下。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原原本本地、或搅拌式地剽袭他人，却又做一个“参见”的注释，称之为“掩耳盗铃”，是很恰当的。 
    抄袭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  王彬彬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2000.12）第60页： 
    ……那么，康、梁、谭、严等后期改良派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显示了对“传统”的更为彻底的批判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更为彻底的肯定。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74页： 
    ……应该充分估计到，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是这一阶段改良派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和最卓著的成就。（《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说明 
    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中的说明原文： 
    这么长的、多少有些拗口的一句话，核心部分汪、李一字不差。当然，次序稍微有些变动。这样的剽袭方式，真有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风格。 
    抄袭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2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篡改、组合。篡改后导致文理不通。  王彬彬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2000.12）第59页： 
    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尽管其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主张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从洋务派的“船坚炮利”、“中体西用”，到冯桂芬等人要求“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资本主义工艺科学的“格致至理”和史地语文知识，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对内政外交军事文化的改革要求，到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托古改制”，“君主立宪”，总之，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王按：加引号的话为马克思语）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38—39页： 
    ……魏源……在四十年代完成了《海国图志》……在这书中总结性地提出了反抗侵略的两大纲领：“ 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前者表现了魏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竞争时代争夺国外市场中的矛盾而企图加以利用的粗浅幼稚的认识，后者则是在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抵抗侵略战争的有效方案。虽然它的主要内容还只是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和购置制造新式枪炮的建议，但这正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各种具体的优劣条件和鸦片战争的实际经验而总结出来的现实办法。由于历史的限制，魏源“师夷长技”的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重要的是，与当时及以后占统治地位的顽固思想不同，魏源在其时代的可能情况下，最早具有和提供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一种新鲜思想，它具有着新的原则指导意义。尽管“长技”内容随时代和认识的深化而大有不同，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师其所长，夺其所恃”）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 
    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说明 
    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中的说明原文： 
    将李泽厚在两处说的两段话与汪晖那一大段话对照一下，就明白汪晖那一大段话，是将李泽厚两段话组合而成。汪晖那段话中，“总之”以后的话被我加上了着重号。这加了着重号的话，“老老实实”、一字不差地抄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连马克思的那几句话也照抄了，以至于我写此文时，只需直接粘贴到李泽厚名下就可以了。李泽厚只为马克思的话做了一个简单的夹注。但汪晖却为马克思的话做了一个详细、准确的注释，让人觉得是他自己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发现并摘录的。一字不差地剽袭，没有什么好分析的。上引汪晖话中，着重号以前的话，“搅拌式”地剽袭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具体是怎样剽袭的，读者将两段话对照一下就明白了，故不多说。值得一说的，是汪晖在“搅拌”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李泽厚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反抗侵略的两大纲领：一是“以夷攻夷”；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李泽厚对这两者都做了说明解释。汪晖那段话，一开始就说魏源提出了“以夷制夷”（“攻”变成了“制”，也许是笔误）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两大主张”。但在“搅拌”时，却把李泽厚对“以夷攻夷”的说明解释删去。汪晖下面的话，是作为对“两大主张”的解释说明而出现的，但实际上只适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项。换言之，汪晖下面的那一大通解释、说明、发挥，对于“以夷制夷”这一大“主张”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 
    抄袭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1
    抄袭性质  发现者 
    抄袭并篡改。篡改后导致文理不通。  王彬彬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2000.12）第68页：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46页：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说明 
    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中的说明原文： 
    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便“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这为我上面的说法提供了证据：在借助勒文森理论分析鲁迅时，汪晖是缺乏“边界意识”的，是很忽视鲁、梁二人的差别的。对李泽厚的剽袭，还是将李的观点用于对同一对象的研究。对勒文森的剽袭，则是将对一头熊的认识用于对一只虎的判断了。说汪晖“几乎”原原本本抄录勒文森，是除了名字的变换外，还有一个标点符号的差异。勒文森的“技术、结构”，在汪晖手里变成了“技术结构”：“技术”与“结构”之间的顿号没有了，这可能是匆忙间的疏忽。但“技术、结构”是两件事；而“技术结构”则变成了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汪晖的剽袭，总是有意无意地损害原文。 
    抄袭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2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  王彬彬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2000.12）第69页： 
    ……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4页： 
    ……梁启超（1873—1929）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作为这样一个人登上文坛：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说明 
    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中的说明原文： 
    两段话中，冒号以后的话都一字不差地相同。这种老老实实的剽袭，是最不让人反感的。 
    抄袭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
    抄袭性质  发现者 
    抄袭原文、剽窃观点、引文和注释抄袭。  欧文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p.134-135： 
    历史与价值的悖论关系深刻地体现为：他们对西方思想和价值的追求以深厚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为基础，而后者则主要起源于对西方入侵与掠夺的憎恨。这就形成了如本杰明?史华慈所指出的一个新的价值等差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的维护和发展的献身远超过对于其它价值与信仰的倾心。其他价值与信仰是否被接受，端赖它们是否能够与民族的维护和发展有关，反之则非是（即：对于民族主义的献身却不依靠它能否维护与发展其它的价值与信仰）”。【注1】
    注1：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9. 
     [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14： 
    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而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则主要是对西方入侵的回应。中国的民族主义带来了一个新的价值等差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的维护和发展的献身远超过对于其它价值与信仰的倾心。其他价值与信仰是否被接受，端赖它们是否能够与民族的维护和发展有关，反之则非是（即：对于民族主义的献身却不依靠它能否维护与发展其它的价值与信仰）。”【注1】
    注1（p.32）：见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堪布里奇，麻萨诸塞，1964年），p.19。…… 
    
    说明 
    欧文的说明原文： 
    【注：1991年版注释为（p.85）：“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堪布里奇，麻萨诸塞，1964年），第19页。转引自《中国意识的危机》第14页。”虽然1991版标出了转引出处，较2000版诚实，但也难逃抄袭之嫌，因为他并未说明他使用的观点也来自林毓生。】 
    汪晖这段文字，既在正文抄袭了林毓生（“参见”也没有）；同时抄袭了林毓生的引文和注释，而且把汉译本的中文注释转换成了英文，未对自己的引用出处做任何说明（这个指责只针对2000、2008两个新版本）。 
    从上面举的例证也可看出，汪晖在《反抗绝望》的后续版本中，本来可以删去或以合理的方式处理以前抄袭的内容，使它合乎学术规范，以洗刷“原罪”，但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离学术规范更远了。 
    抄袭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1
    抄袭性质  发现者 
    抄袭、篡改。  王彬彬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2000.12）第64页： 
    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  张汝伦《意义的探索——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75—176页： 
    ……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去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在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 
    说明 
    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中的说明原文： 
    用不着我再做什么分析了。汪晖的那段话，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也做了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张汝伦的书。关于“参见”，前面已有辨析，不再饶舌。只想说：这样的“参见”，欺人太甚：欺原作者太甚；也欺读者太甚。 
    抄袭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2
    抄袭性质  发现者 
    抄袭、篡改、组合。  王彬彬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2000.12）第65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时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张汝伦《意义的探索——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79—180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性也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归根结底，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此处跳过张著引用的伽达默尔一句原话）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此处跳过16行）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分理解对象——文本。……（此处跳过两行半）所以，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说明 
    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中的说明原文： 
    这一段话，几乎原原本本地抄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中的一大段话。这回采取的是跳跃式，即抄几句，便跳过若干字、若干句、若干行。为了节省篇幅，我在汪晖跳跃得较完整的地方，用省略号表示，并在括弧里说明跳过多少行。 
    虽然有些跳跃，虽然在个别字句上有些变动，但这样的剽袭，基本上是“奋不顾身”的，表明一旦被发现，便不想抵赖的。固然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也没有用一个“参见”来留条退路，来欺侮原作者和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方式的剽袭，还不是最让人反感的。 
    抄袭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3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  coldstone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2000.1）第128页： 
    ……如果承认传统有其基于特定历史和社会处境的历史结构，传统文化及其创造者总是一定地处于一个世界，总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性，那么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传统的批判者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世界上，他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也是无法消除的。 
     张汝伦《意义的探索——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75页： 
    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作者有他自己基于他的历史和社会处境的历史结构，作者总是一定地处于一个世界，作者总有他自己的不容忽视的历史特殊性，那么从中可以得出的逻辑结论是：读者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世界上，他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也是无法消除的。 
    
    说明 
    整理者按：在下一节的最末，有作者引用张汝伦的注释。 
    抄袭黎红雷《中法启蒙哲学之比较》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组装  项义华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1991年版第16页：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的唯理论哲学是法国启蒙哲学的重要来源，卢梭则是启蒙哲学的最具影响的人物。启蒙学者把他们的“天赋”观念和“理性”原则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天赋的理性原则——“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所主宰，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原则展现的历史，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最终将被历史抛弃。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邹容、孙中山，这种“天赋人权”观念构成了他们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欧洲专制大行之世，人人苦之，厌之，而为旧宗教旧思想旧学说所束缚，奄奄而不敢一逞。卢君（卢梭）以天仙化人之笔舌，冲亘古之罗网，惊人生之睡梦，于是天下之人，手舞足蹈，起而为十九周轰轰烈烈之大事业。”【按：此处下有脚注①汤尔和：《欧洲大哲学家卢氏斯宾氏之界说》，载《新世界学报》1号。】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这一理性原则的实现，邹容的《革命军》回荡着“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的铿锵之声；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则，美国革命及其民主制度，为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依据。与这样一种动荡而又充满幻想的时代相应，“中国近代先进哲学思想的主要的或基本的总趋势和特点，却是辩证观念的丰富，是对科学和理性的尊重和信任，是对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努力地寻求和解说，是对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正统的唯心主义的对抗和斗争，是对黑暗现实要求改变的进步精神和乐观态度……”【脚注②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黎红雷：《中法启蒙哲学之比较》，《哲学研究》，1987年第5期： 
    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唯理论哲学，是法国启蒙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启蒙学者把他们的“天赋”观念和“理性”原则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天赋的理性原则——“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所主宰，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原则展现的历史，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都终将被历史所抛弃——这可以称之为 “天赋史观”。 
    ……中国启蒙思想家则从“天赋说”与“进化说”二者结合的角度，来探讨建立新的历史哲学(符合“后进国家”启蒙特点的历史哲学)的时代课题。 
    首先，他们分析了“天赋说”的历史功绩和时代缺陷。他们指出：“欧洲专制大行之世，人人苦之，厌之，而为旧宗教旧思想旧学说所束缚，奄奄而不敢一逞。卢君(按即卢梭）以天仙化人之笔舌，冲亘古之网罗，惊人生之睡梦，于是天下之人，手舞足蹈，起而为十九周轰轰烈烈之大事业。”“天赋历史观”对于打破基督教“唯神史观”的迷梦，粉碎封建统治者"君权神授"的神话，促进新兴资产阶级的觉醒，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吾意卢君之言自由，为自由之婴儿，非自由之实地，吾非谓自由之不可终致也，奈今非其时何。”这种理想主义的“天赋史观”，并不能使人们获得现实的自由；特别是在“新知识日长进,新魄力日沉雄”的当今世界，更加难以说明和把握历史的真谛，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进化史观”的冲击（汤尔和：《欧洲大哲学家卢氏斯宾氏之界说》，载《新世界学报》1号）。 
    
    说明 
    项义华的说明原文： 
    据笔者比对，汪著使用黎文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文大段引用而不作说明，只在脚注中“参见”黎文，另一类则是直截了当地抄用而不作任何提示说明。 
    两相对照，汪著与黎文的相似度显而易见，汪著因抄袭而拼凑的痕迹也触目可及：为了把从黎文中转引而来的汤尔和谈卢梭的那段话插到文中，汪晖在开头抄袭的一段文字中自己写了“卢梭则是启蒙哲学的最具影响的人物”一语作为铺垫，但这样做并未消除该处引文与前后脱节的突兀之感——引文前后说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和邹容、孙中山，中间硬生生插入一段汤尔和的话，这种行文方式给人的感觉是很莫名其妙的。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汪晖在《反抗绝望》一书重版时，将引文前的一句话改为“这种‘天赋人权’观念构成了康有为、梁启超、邹容等人的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并加上了“例如汤尔和就说”的字样。（2000版第54页）但换汤不换药，给人的感觉还是一处天外飞来之笔。 
    抄袭李龙牧《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  vivo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2000.12）第61-62页：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保皇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其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从而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从“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传统”的各个层面至此被想象为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整体而遭到彻底的否定，其标志便是普遍皇权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  李龙牧，1958，《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新闻战线》，第1期。 
     
    
    说明 
    vivo的说明原文： 
    且认为【“脱胎”于林毓生的相关论述】，其实这段话更主要的剽袭来源是李龙牧1958年发表于《新闻战线》第1期上的文章【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整句整句抄，一字不改，还原模原样大摇大摆抄袭人家的尾注，好像自己挨着读过《青年杂志》、《新青年》辛辛苦苦找出来的材料一样，真是恬不知耻。 
    抄袭科普勒斯东《漫议儒、释、道》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  vivo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2008）第125-126页： 
    由于儒学是一个系统的社会伦理学，它强调社会义务，强调国家和家庭的礼法，并注重对传统礼仪和习俗的观察，因此，它无疑比道家更适宜于为皇帝治下的臣民提供思维的框架。在漫长的岁月里，儒学实际上成为一种普遍的权威力量，儒家著作被制度化为人们——尤其是追求功名者的必读经典。换言之，儒学不仅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保护伞，而且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较为满意的道德世界观。儒学的官方哲学化过程，也是中国文化伦理体系与政治体系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作为一种以文化危机为前提的文化的哲学，儒学确实重视思想文化的优先性，在孔子眼里，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改革首先是道德改革。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无论是家庭还是群体），取决于组成这个动荡社会的每个个体的道德素质。这种思维方法直接地引导出对家庭纽带及家庭义务优先性的强调，这不仅反映出家庭在农业化的中国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孔子的理想国家的构想不过是一个大写的家庭，从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被深刻地伦理化了。 
     F.C.科普勒斯东《漫议儒、释、道》（李小兵译），《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7期。 
    第56页： 
    在孔子眼里，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改革首先是道德改革。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无论是家庭还是群体)，取决于组成这个动荡社会的每个个体的道德素质。……在孔子看来，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个人的首要义务取决于他在家庭中的地位，例如，取决于他同父母兄长的关系。因此，慈和爱就是孔子所称道的美德，就被认为是在家庭中应首先践履的东西，然后推而广之，诸如用来调整个人与统治者的关系。有人曾指出，这种对家庭纽带以及家庭义务优先性的强调，反映出家庭在农业化的中国生活中的地位。无疑，在孔子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理想国家，不过是大写的家庭。 
    第58页： 
    在汉武帝时期即公元前136年，孔子学说被提高到国家哲学的地位。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曾反对过法家思想；但由于儒学是一个系统的社会伦理学，它强调社会义务，强调国家和家庭的礼法，并注重对传统礼仪和习俗的观察，因此，它无疑比道家更适宜于为皇帝治下的臣民提供思维的框架。在以后的年代中，它实际上就建立了一种制度：即规定每一个追求功名的人都必须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习。换言之，儒学遂被作为中国社会传统的保护伞，而且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较为满意的道德世界观。 
    说明 
    vivo的说明原文： 
    也没有任何注释，又一个无法狡辩的证据。 
    抄袭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  vivo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2008）第215页： 
    美学的和感情的风格是艺术作品和作家的整个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这种复杂性是作家加以深入研究的主题、问题的多样性以及他在描绘事件、性格、生活冲突时的情绪投影的繁复性所决定的。然而这种复杂性或差异性是在作家风格中所表现出来的首要因素和倾向的基础上发生的。 
     [苏]X.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满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146页） 
    复杂的内在差异在个人风格的语气范围中的表现，要比在作品的语气系统中的表现更强烈，这种差异是作家加以深入研究的主题、问题的多样性以及他在描绘事件、性格、生活冲突时的情绪投影的繁复性所决定的。然而，这种差异是在作家风格中所表现出来的首要因素和倾向的基础上发生的。 
    
    说明 
    vivo的说明原文： 
    此处剽窃之所以曝光，是“情绪投影的繁复性”这个说法露了马脚，除了生硬的翻译腔，正常人不这么表达。 
    抄袭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  vivo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2008）第213页： 
    黑格尔认为崇高是观念与形式的矛盾，有限的感性形式容纳不住无限的理性内容，于是引起感性形式的变形和歪曲，显示了在有限形式中理性的力量。知识者对群众的理性审视便具有这种特点。 
     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黑格尔则从其理念说出发，认为崇高是观念与形式的矛盾，有限的感性形式容纳不住无限的理念内容，因而引起感性形象的变形和歪曲，显示了在有限形式中理性的无限的力量，从而引起崇高感。 
    
    说明 
    vivo的说明原文： 
    关键词是“崇高是观念与形式的矛盾”，一查一个准。 
    抄袭维林吉诺娃《晚清小说中的叙事模式》
    抄袭来源：捷克学者Milena Dole?elová-Velingerová（米兰娜?杜勒兹乐娃-维林洁洛瓦；或译M．D．维林吉诺娃）Narrative Modes in Late Qing Novels一文，收入她本人编的The Chinese Novel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一书。该文有中译《晚清小说中的叙事模式》，谢碧霞译，载于（台北）《中外文学》，1985年14卷4期，1985年9月，第138-160 页。同时收入林明德编《晚清小说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3月版。因为没有注释，所以不知道汪晖是否参照了该汉译，好像是没有。为方便对比，以下使用该文汉译。 
    抄袭性质  发现者 
    抄袭、篡改。  欧文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第三编第三节《人称与非人称叙事的交织》（2000.1）：pp.390-391 
    一般说来，叙事模式的划分依据三条标准：故事是以第一人称还是以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是或不是故事中活动的人物。叙述者表达还是压抑他的主观态度、评级等等。根据这三条标准可分出两种六类叙事模式，即第一人称客观（objective）模式，第一人称修辞（rhetorical）模式，第一人称主观（subjective）模式；第三人称客观模式，第三人称修辞模式，第三人称主观模式。客观模式意味着叙述者不是行动的人物，不表示主观态度和价值判断，小说的意识倾向必须由叙事结构的其他部分如情节、人物对比来表达，也可能通过风格手段如比喻、象征、讽刺来表达，鲁迅的戏剧化小说和心理小说基本属于此类。主观模式则意味着叙述者是参与故事的人物，他具有介绍、解释和行动三重功能，而不囿限于他的主观评价、反应和评论，鲁迅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多属此类。修辞模式则介于前两种模式之间，叙述者不是活动的人物，但与客观叙述者不同，他可以自由表达他的主观评价和观察，在这里，叙述者的介绍的基本功能是和解释、评论的功能相伴随的。《明天》与《阿Q正传》就属于修辞模式，叙事过程无论以第一还是以第三人称出现都不掩盖局外的叙事人的态度。  维林吉诺娃《晚清小说研究》pp.545-546（英文本pp.58-59）： 
    【开头这段是欧文的概括】M．D?维林吉诺娃借用Lubomír Dole?el的模型指出了两类六种叙事模式：两类包括“第三人称形式”和“第一人称形式”，每一类又含“客观的”、“主观的”和“修辞的”三种，故总共六种叙事模式：（1）第三人称客观模式；（2）第三人称修辞模式；（3）第三人称主观模式；（4）第一人称客观（旁观者）模式；（5）第一人称修辞模式；（6）第一人称主观（个人）模式。然后她展开了分析，以下为作者原文： 
    在此六种可能产生的叙事模式中，本文所分析的晚清小说只占三种： 
    （一）第三人称客观模式：叙事者不是行动角色，仅有传达故事的作用，不表达个人的主观态度与价值判断，只执行陈述的任务。但必须强调的是，叙事者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作品缺乏意识形态上的旨趣，只是这种旨趣无法从指定给叙述者的言论中明白地呈现出来，而是透过叙事结构的其他成分（亦即情节结构以及人物对照）和风格技巧（如寓意、象征和讽刺）来表达。 
    （二）第三人称修辞模式：叙事者不是行动角色，但是，与客观叙事者不同的是，可以自由地表达个人的主观判断及意见。叙事者主要的陈述作用与诠释作用化而为一。 
    （三）第一人称个人模式：叙事者是行动角色，与故事的关系密切，其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反应与批评皆不受限制。在这个模式中，叙事者具有三种作用：陈述、诠释，以及行动。 
    
    说明 
    欧文的点评： 
    汪晖抄袭本已不对，但直白地抄袭尚且可以传播知识；他在抄袭过程中，又扭曲原文，破坏了作者原义，更不应该。因为从引文就可以看出，汪晖对三种模式的概括其实只是作者对三对模式中其中一个种类的概括，也就是说，汪晖把对六种模式中的（1）的概括同时用到了（4）的头上；把对（2）的概括同时用到了（5）的头上；把对（6）的概括也用到了（3）的头上。如此岂不悖谬？所以王彬彬的一句话放到这里是对的：“汪晖的剽袭，总是有意无意地损害原文。” 
    欧文的补充说明： 
    （1）米列娜说的六种模式来自他人，这没有问题，因为她的文章作了注明。汪晖的六种模式来自他人，却有问题，因为他用了别人的定义（几乎全是原话，而且用错了）却没有注明。 
    （2）是不是米列娜和汪晖讲的叙事模式就是普遍的常识性概念呢？好像并不是，对叙事模式的六分法应该是来自多莱泽尔。汪晖的界定则抄自米列娜。如果说是常识性的普遍概念，那么这一“常识”怎么在汪晖和米列娜那里都并不一致呢？ 
    （3）米列娜根据她研究的晚清小说的特点，认为晚清只存在三种模式，并分别定义之。对其他三种，因为她认为在清末小说中几乎不存在，便未作说明。而汪晖，为了使用米列娜的定义，把米列娜对三种下位模式概念的定义使用到了上位模式概念上面。所以这是抄袭兼作伪，也是汪晖善用的“换头术”的另一种表现。 
    （4）起初我疑惑汪晖为何不在此处加注，旋即想通，因为汪晖知道自己对他人的概念作了低级的扭曲，所以他故意隐瞒了出处。这和他对柯林伍德的自然概念作了换头术之后隐瞒出处，是一个道理。这也说明，其实汪晖这样做时心底里是存有忌惮的，骨子里倒也显出某种真诚存在。 
    抄袭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1
    抄袭性质  发现者 
    正文抄袭、引文和注释抄袭  欧文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82： 
    ……因此，个人的存在要由自己来选择，这种选择是绝对自由的，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因此人的内在本质就是自由。作为一位宗教哲学家，他认为，人的这种内在本质是不能从外部客观存在的现实得来的，它只存在于个人的主观意识中。而“个人的主观意识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怀有这样的一些观点就意味着学习真理”，所以基尔凯廓尔断言，“主观性就是真理”，“因为我所信仰的真理是在我内部，只有通过我自身显现出来”。这样，他的哲学就“是一种本体论定义，它表示了一个存在着的认识主体和永恒真理之间的关系”。 
     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p.50： 
    ……在他看来，世界万物中，个人才是人类生存的中心。个人的存在要由自己来选择，这种选择是绝对自由的，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的，因此人的内在本质就是自由。他认为，人的这种内在本质是不能从外部客观存在的现实得来的，它只存在于个人的主观意识之中。而“个人的主观意识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怀有这样的一些观点就意味着学习真理”，所以克尔凯郭尔断言：“主观性就是真理”。“因为我所信仰的真理是在我内部，只有通过我自身显现出来，甚至苏格拉底都不能将它给予我，正象一个赶牲口的人给马增加了负荷，尽管他可以用鞭打来帮助它前进一样。” 
    说明 
    点评：只有引号内文字原始出处的注释。 
    抄袭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2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  coldstone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288： 
    ……基尔凯廓尔把孤独个体重新置于生活的中心，把主观性、内在性、时刻都要作出决定等放在第一位，并在肯定个人主观性的独立性和真理性时，把人类经验中诸如恐惧、战栗、绝望、危机、理性的崩溃、信仰的飞跃这样一些精神状态，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据此而去分析人的困境。 
     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p.72： 
    纵观克尔凯郭尔的全部哲学，我们可以看到，……把人、个人重新置于生活的中心，把主观性、内在性、时刻都要作出决定等放在第一位，并在重新肯定个人主观性的独立性和真理性时，把人类经验中诸如恐惧、战栗、绝望、危机、理性的崩溃、信仰的飞跃这样一些方面，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据此而去分析人的困境，…… 
    
    说明 
    整理者按：此处无任何注释。往上数9行，有引用了《存在主义哲学》第81页的一个注。 
    
    抄袭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3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拼贴组装  coldstone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P.65-66： 
    《反抗绝望》2000.1版，65-66页： ……伴随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从政治制度、物质文明到精神文化的危机，西方哲学内部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向”：在基尔凯廓尔、尼采等人看来，以存在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由于把人的生活需要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由于不研究个人生活的最重要尺度，而无法为个人在复杂的世界上确定目标。理性主义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建立了解释一切事物的体系却完全忘却了每个个人自有其主观性。哲学应当 
    是一种个人的哲学，从独立的个人开始，就其禀性着手，使个人对于他自己的一切不幸、需要和限制有一番深刻认识，并且追寻出抚慰它们的补救方法来。①（按：此段原文为楷体） —— ① 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转引自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84页。 
    这样，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被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并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和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从而理论不再是抽象地讨论世界的本原、认识的本质和人的本性等形而上问题，不再是通过科学的认识论、通过理性去认识世界、探索世界的本原，而与个人、个人的感情、情绪、体验产生紧密联系，并进而指导人生。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确定客观世界的存在及其规律，而是要揭示和阐释存在的意义；它所应当着力研究的，不是客观的科学领域，而是纯主观性，应当从这种主观性中找到人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和人的真正存在的基础和原则，并通过它们探求一切其他种类的存在的意义和作用，这种纯主观性是产生一切客观性的基础。这样，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理性精神便被转换为“我在故我思”，即把主观意志和情绪体验当作出发点，用它去对抗笛卡尔的出发点——具有理性思维意义的“我思”。 
     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7页： 在西方资产阶级文明遭到全面危机的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在西方哲学内部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向”：以存在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现在被认为由于把人的生活需要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由于不研究个人生活的最重要尺度，而无法为个人在复杂的世界上确定目标。 
    44页： ……他（按：指克尔凯郭尔）憎恨黑格尔哲学，认为这种哲学建立了解释一切事物的体系，却完全忘记了每个个人自有其主观性。 
    7页： ……与此相适应，对于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的哲学思考则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人的问题成为基本问题之一，人被看作任何一种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中心主题，而理论之同个人、同个人的感情、情绪、体验的紧密联系，则被奉为哲学研究的准绳。 
    51页： 他（按：指克尔凯郭尔）认为，以往的传统哲学都只是无用的哲学。它们只是抽象地去讨论世界的本原、认识的本质和人的本性等问题，……他还认为，以往的传统哲学都是理性的哲学，它们都是通过科学的认识论去认识世界，通过理性去探索世界本原的。 
    7页： ……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确定客观世界的存在及其发展规律，而是要揭示和阐释存在的意义；它所应当着力研究的，不是客观的科学领域，而是纯主观性，应当从这种主观性中找到人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和人的真正存在的基础和原则，并通过它们探求一切其他种类的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因为这种纯主观性是产生一切客观性的基础。 
    8-9页： 克尔凯郭尔反对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说法，在他看来，事情应该是“我在故我思”，即把主观意志和情绪体验当作出发点提到首位，用它去对抗笛卡儿的出发点——具有理性思维意义的“我思”。 
    
    说明 
    整理者按：仅文中的一段尼采引文有注释。 
    抄袭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4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基本照抄、换头  coldstone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97： 
    ……从个体性出发，鲁迅把人的独自性、差异性作为人的价值准则，不屑于为人类提供某种统一的生活意义和价值标准，从而把赋予何种意义和选择何种价值的任务交给每个人自己去解决，把启发个人承担这一任务的自觉性，唤起个人的主观性和自觉作为自己的文化哲学的根本任务。 
     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p.107： 
    ……和尼采不同，他们（按：指尼采之后的存在主义者）不屑于为人类提供某种统一的生活意义和价值标准，更加重视个人的差异。他们实际上是把赋予何种意义和选择何种价值的任务交给每个人自己去解决，而仅仅满足于启发个人承担这项任务的自觉性。 
    
    说明 
    整理者按：前后数页均无相关注释。 
    抄袭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  coldstone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306： 
    ……并通过反复地占有既往的东西而把握住自己的历史性； 
     （德）施太格缪勒著，王炳文等译：《当代哲学主流（上）》，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208页： 
    ……并通过反复地占有既往的东西而把握住自己的历史性。 
    
    说明 
    点评：无任何注释。 
    抄袭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1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  coldstone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368： 
    在一般叙事文学中，人物行为可能是外现的，也可能是内在的。人物内心激起的愿望，产生的意向，作出的决断，对往事的追忆——所有这一切对别人诉说或者自白，都已构成人物的一种“行为”。在“戏剧化”小说里，作者或叙述人不直接叙述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人物自己必须用他们的语言、表情、手势和动作来表现这一切，……这些内在行为就构成了人物生活的“潜台词”或“潜流”，…… 
     （苏）波斯彼洛夫著，王忠琪等译：《文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149页： 
    上面已经谈到，在叙事文学中人物行为可能是外现的，也可能是内在的。人物内心激起的愿望，产生的意向，采取的决断，对往事的回忆——所有这一切对别人说出的或是自白，都已构成为人物的一种“行为”。 
    ……这些内在行为就构成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契诃夫的剧本中所发现的人物生活的“潜台词”或“潜流”。戏剧文学与叙事文学不同，没有人来叙述它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并不出现于舞台，因此，在这里人物自己必须用他们的语言、表情、手势和动作来表现这一切。 
    
    说明 
    点评：无任何注释。（整理者按：前后数页均无关于此书的注释） 
    抄袭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2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  coldstone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234：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内省的能力总是产生于比较有文化的阶层，产生于从顽固的和合法的专制秩序那里解放个性的时期；这时期，发生了个性的思想解放过程从盲从权威的思想准则和相应的感情与表现方式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在中国民族生活的这一阶段，在先觉的知识者中逐渐产生了新的特性，即对自己个性的道德状况及其内在世界发生思想上的兴趣，对感情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发生爱好。 
     （苏）波斯彼洛夫著，王忠琪等译：《文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266-267页： 
    内省的能力是在不同民族社会的比较有文化的阶层里历史地产生的，而且显然是在它们发展的比较晚期阶段，通常称为“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这是从顽固的和合法的社会行帮那里解放个性的时期，这些行帮建立在盲从权威的关系的基础上，因而压抑了个人因素和个人主动性。在这基础上，发生了个性的思想解放过程从盲从权威的思维准则和相应的感情与表象方式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在民族生活的这一阶段，在社会先进的和智力发达的阶层的意识中，逐渐产生了新的特性，即对自己个性的道德状况及其内在世界发生思想上的兴趣，对感情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发生爱好。 
    
    说明 
    点评：此处无任何注释。（整理者按：往上数十六行有个引用了波氏此书的注。） 
    抄袭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3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  coldstone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239： 
    ……而个人，不论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永远是以自己私人的方式生活的，有主观的自由意志，有自己特殊的精神世界，有自己个人的道德命运。 
     （苏）波斯彼洛夫著，王忠琪等译：《文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290页： 
    ……而个人，不论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永远是以自己私人的方式生活的，有主观的自由意志，有自己特殊的精神世界。不论它是怎样的精神世界，有自己个人的道德命运，并且在所有这些方面是某种独立自主的和独立自在的东西。 
    
    说明 
    点评：此处无任何注释。 
    抄袭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4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  coldstone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241-242： 
    ……例如，鲁迅小说的崇高激情发生于作家描绘历史“中间物”的崇高的历史自觉和思想行为的时候，在此过程中，作家在自己的感情认识中肯定主人公的性格，因而使作品的形象具有相应的倾向性。在这种情况下，崇高就不仅是作品中人物活动的激情，而且是决定作品的风格特点和表现在作品中的作家本人创作思维的激情。 
     （苏）波斯彼洛夫著，王忠琪等译：《文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248页： 
    ……这发生于作家描绘社会生活的崇高事件、他的主人公的崇高行为、关系、思想和感受，并在自己的感情认识中肯定主人公的性格，因而使自己作品的形象具有相应的倾向性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崇高就不仅是作品中人物活动的激情，而且是决定作品的风格特点和表现在作品中的作家本人创作思维的激情。 
    
    说明 
    点评：此处无任何注释。（整理者按：本段文字上数4行，汪晖有个提示参见波氏该书242页的注。） 
    抄袭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基本照抄  coldstone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248、250： 
    248页： 根据词汇与对其要表达的事物间的关系，鲁迅小说文体体现了简洁与冗长、明确与模糊、低级与高级、纯朴与修饰、简练和夸大、沉静与激昂的对立统一。 
    250页： 上述两例在一个方面显示了鲁迅小说文体的词汇与词汇之间的关系：紧凑与松散、造型与音乐性、平滑与粗糙、素淡与色彩斑斓的结合。 
     （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192页： 
    ……施奈德（W. Schneider）在他写的《德语的表达方式》（1931年）中就做了这样的尝试。根据词汇与对其要表达的事物间的关系，文体可以分成概念的、感觉的、简洁的、冗长的、或者简练的和夸大的、明确的、模糊的、沉静的和激昂的、低级的和高级的、纯朴的和修饰的之类；根据词汇之间的关系，文体则可以分成紧凑的、松散的、造型的、音乐性的、平滑的、粗糙的、素淡的和色彩斑烂的之类；…… 
    
    说明 
    整理者按：前后数页均无相关注释。 
    抄袭利•卢苏《论艺术创作》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  coldstone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P.276-277： 
    ……当“我”终于意识到自我，意识到“我存在”的实际状况的时候，恰恰说明“我”意识到了自己也是存在的一部分，自然界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对“自我”状况的洞悉，实际上使得“过客”和“影”通过自身最深的核心牢牢地扎根于存在的最深层次，连接着整个世界。自我通过内在本身而引向世界和生命的其余部分，从而使它紧密地联系着客观现实。…… “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作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挑战，因而也趋向于走出自身，超越自身，表现自身，传播自身，而不可能停留于自身。正是在这里萌动着社会性和群体性的萌芽，所以说群体性、社会性深深地植根于自我的存在方式本身。这样，“反抗绝望”作为一种自我存在方式必然表现为两种相互关联的趋向：一方面，它倾向于走出自身，超越自身，传播自身于社会中间；而另一方面，在“走出”的过程中，它也可能汲取从外部积累的经验，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反映。因此，自我反省并不是为了孤立于世界，不是使自己超越于世界之外而对之进行批判，而是在自我深化的同时使自己与世界的内在联系彻底呈现。通过深深的过滤，与世界真正连结在一起。 ……因为艺术的社会问题主要不是存在于社会将自己加诸于艺术家这样一个事实，而是存在于加诸艺术家之前，它被艺术家所要求，被自我的内在性本身所要求这样一个事实。而在自我走出自身，传播自身，希望得到理解，寻求与公众汇合的过程中，社会性的经验同时深化了对自我的认识。 
     （罗）利•卢苏《论艺术创作》，收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编：《世界艺术与美学》第4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77-79页： 
    ……当人终于意识到自我，认识到“我存在”的时候，说明它的头脑里凝聚成了这样的想法：它自己也是存在的一部分，自然界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其实人通过自身最深的核心牢牢地扎根于存在的最深层次，连结着整个世界。……因此必须指出，自我通过内在本身而引向世界和生命的其余部分。正是出自这种事实，它才紧密地连结着客观现实。……它的意向性旨在倾向走出自身，超越自身，表现自身，传播自身。它感到不满于自身。正是在这里萌动着群体性这个胚芽。所以说群体性深深植根于自我的存在方式本身。…… ……总而言之，指向客观是根本性的，因为自我以其本身的固有性而倾向于走出自身，超越自身。不过，在“走出”的过程中，它也有可能汲取从外部积累的经验，进行自我反映，进行自我反省。因此，倘若说自我反省，那并不是为着孤立于世界之外，而是在自我深化的同时使自己本质化，并且过滤外部世界的所有印象。通过深深的过滤，与世界真正连结在一起。 所以，必须指出，艺术的社会问题主要不是存在于社会将自己加诸艺术家这样一个事实，而是存在于在加诸艺术家之前，它被艺术家所要求，被自我的内在性本身所要求这样一个事实。而自我却倾向于逃出自身，传播自身，希望得到理解，寻求与公众的汇合。 
    
    说明 
    整理者按：前后数页均无相关注释。 
    抄袭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换头  coldstone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P.388-389： 
    ……这种关于人的知识之所以珍贵，不仅由于它使鲁迅能够描绘出那些人的思想内在活动的画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给了鲁迅一个牢固的基础，能据以全面地研究人的生活，透视人物性格和行为动机、激情和印象的冲突。借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看来正是自我观察使鲁迅的观察力变得无比敏锐，使他学会了以洞察一切的目光来看人，这一点是不会有错的。他那种对人类心灵的深刻研究使他的全部作品——不论他写什么和怎么写——都必然地具有高度的价值。鲁迅小说中的确还包含着许多令人惊叹不已的动人素质——思想深度，艺术构思，性格的有力刻画，生活习俗的鲜明画面，这一切日益为人们重视，但是，真正的行家将始终很清楚：认识人的心灵，乃是鲁迅艺术才华的最基本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如上文所说，来自他对自我的观察、解剖和体验。 
     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载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427-428页： 
    ……这种关于人的知识之所以珍贵，不仅由于它使托尔斯泰伯爵能够描绘出那些我们已向读者提到的，人的思想内在活动的画面，而且还可能，更多地是因为它给了托尔斯泰伯爵一个牢固的基础，能据以全面地研究人的生活、透视人物性格和行为动机、激情和印象的冲突。我们说看来正是自我观察使托尔斯泰伯爵的观察力变得无比敏锐，使他学会了以洞察一切的目光来看人，这一点是不会有错的。 ……至于说到托尔斯泰伯爵，他那种对人类心灵的深刻研究将使他的作品——不论他写什么和怎样写——都必然地具有极高度的价值。很可能他会创作出许多作品，能用其他更为动人的素质——如思想深度、构思有趣、性格的有力刻划、生活习俗的鲜明画面等——使每个读者为之惊叹不已。……但是，真正的行家将始终很清楚——就象现在已经很清楚一样——认识人的心灵，乃是托尔斯泰伯爵才华的最基本的力量。 
    
    说明 
    整理者按：引用的段落往上数三行，有引用了车氏该文的一个注。文中汪晖也有一处提到了借用车氏的说法。汪晖此段文字，当属何种性质，读者诸君明鉴。 
    抄袭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原文照抄、换头  coldstone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152： 
    ……因为每当他（按：指鲁迅）要向意识领域作更进一步的迈进时，他就距离那无处不在的、原始的、包含着整个社会心理的“历史”越来越远。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使他获得了现代知觉性，发现了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的无聊和荒谬。除了它的历史价值之外，过去的价值和奋斗故事已经再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所以在精神上他已经是一位道道地地最“不历史的人”，而且是一位和完全生活在传统中的群众疏远的人。他似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边缘，他必须把前人遗留下来的一切腐朽之物全部抛弃，扫清旧轨道，从而伫立在一片会长出万物的空旷原野之中。 
     （瑞士）荣格著，黄奇铭译：《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188页： 
    ……因为每当他要向意识领域作更进一步的迈进时，他就和埋设在普通潜意识中的，原本要和大家“神秘参与”的初衷离得越来越远，每当他要举步向前时，他的行动就等于强迫自己离开那无处不在的、原始的、包括全人类的潜意识。……他是唯一具备现代知觉性的人，而且他是唯一发觉随波逐流的生活方式太无聊的人。除了它的历史价值之外，过去的价值和奋斗故事已经再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所以他已经是一位道道地地最“不历史的人”，而且是一位和完全生活在传统中的群众疏远的人。……他必须把前人遗留下来的一切腐朽之物全部抛弃，并承认，他现在仍佇立在一片会长出万物的空旷原野。 
    
    说明 
    整理者按：汪晖接着引用了荣格的一段话（独立一节），并加了注。 
    观点剽窃部
    抄袭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1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剽窃观点。  王彬彬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2000.12）第70页： 
    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  [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10页： 
    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 
    说明 
    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中的说明原文： 
    最让人反感的，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是“偷意”而在字句上尽量不留痕迹。这种方式的剽袭在《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 
    抄袭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2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剽窃观点。  王彬彬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2000.12）第74页： 
    鲁迅……把欧洲历史视为一个接一个的‘偏至’的社会形态，把他所推崇的‘新思神宗’视为对欧洲的‘偏至’的一种校正和改革，于是，当‘改革’不再仅仅被解释为适合于中国时，中国就不再是一种唯一需要变革的落后文明，而是人类各种文明中的一个平等的文明，因而也就能坦然地承受吸纳变革的思想。同时，既然欧洲文明并不等于先进的文明，先进的价值是对现存欧洲文明的反叛，那么，中国也就能够在与欧洲平等的前提下接受这些来自西方的价值。这也就是以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变革作为文化发展的普遍形式而既适合于中国也适合于西方）来缓解由历史与价值的冲突造成的心理紧张。  [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54页： 
    梁启超时刻关心的是匡正中国文化信誉扫地的名声。因此，从西方引进的文化必须被转变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天然要素。根据进化的‘三世’说原则，梁将这些要素视为未来的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新文化是可依赖的、孔夫子所期望的文化。我们称这种改造西方文化的过程为使中西方‘文化发展形式类似’的过程。实际上是使已经按照孔夫子指引的路线发展过来的中国历史向西方业已达到的历史水平看齐。 
    说明 
    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中的说明原文： 
    这里，汪晖的话与勒文森的话，并没有多少字句上的相同，但“偷意”则是确定无疑的。所谓“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是勒文森分析梁启超思想时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也被汪晖原原本本的用于对鲁迅思想的分析。 
    抄袭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3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剽窃观点。  王彬彬 
    抄文  原文 
    见说明  [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 
    说明 
    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中的说明原文： 
    在《反抗绝望》第二章第二节中，汪晖总结了鲁迅“在接受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以改造和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过程中耐人寻味的思维特点”。这种特点有两个。而这两个鲁迅的思维特点，都能在勒文森书中找到，换句话说，都是勒文森归纳的梁启超思维特点。 
    汪晖总结的鲁迅的第一个思维特点是：“鲁迅把民族、国家与文化区别开来，在承认西方现代文明优越性的前提下接受科学、理性、进化、个人等价值观，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予以掊击扫荡；但在精神归趋上又忠于民族（而不是文化），坚守着民族的平等与独立的原则。”（第70—71页）勒文森书第四章详细地论述了梁启超如何把“文化”与“国家”区别开来的。勒文森说：“那么，中国将怎样面对世界呢？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答案——以国家对国家，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用那些中国的绀绀蜜蜜的东西，因为生存的手段正是基本的民族价值，梁启超打通了从文化主义通向国家主义的道路。”（第145页）【整理者按：2000年12月版】勒文森说：“这就意味着要以一个国家，而不是以一种文化来面对西方。梁启超不再在具体的价值中去竭力寻求平等……而只是在理论的可能性中坚持平等。”（第168页）…… 汪晖这样总结鲁迅的第二个思维特点（第72页）： 
    第二，在鲁迅的叙事中，中国的悲剧命运不是来自传统文化的断裂，不是来自对经典著作权威的抵制，而正是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因此，变革首先是对自身历史文化的变革。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124页： 
    他（梁启超）终于走进一个新的境界。中国的灾难并非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背叛，也并非来自对经典著作权威性的抵制，而正是来自于坚持这种权威。必须从那些“伪经”、从那些“真经”、从那些过去的死亡之手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这两段话，“意”，完全相同。至于字句，虽有较大改变，但相似性还是很明显的。正像一个人虽然很大程度上整容了，但人们还是能一眼看出其本来面目。 
    可以说，汪晖是将勒文森在不同章节、不同语境中对梁启超思想状况的论述拢到一处，贴上了“鲁迅思维特点”的标签。 
    抄袭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1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剽窃观点。  王彬彬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2000.12）第61-62页：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保皇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其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从而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从“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传统”的各个层面至此被想象为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整体而遭到彻底的否定，其标志便是普遍皇权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  [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49—50页： 
    辛亥革命以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确演变成了一个整体观的思想模式，从而使它变成了一个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工具，它将中国传统看作是一个其性质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机式整体而加以抨击。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潜在的整体观，是在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下才形成的。这些因素是：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道德所采取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激愤；他们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操，对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根本改造的迫切要求；即对建立一个基于新的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的新中国的渴望；由于袁世凯的无耻篡权和夭折的帝制运动和张勋的复辟（这两者增强了他们要求变革的迫切感）而使他们产生的对整个社会旧邪恶势力的深刻认识；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中心价值体系的极度疏远。总之，普遍王权崩溃后所遗留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将五四反传统主义者认为溯源于传统的整体观思想模式发展成一种整体观的分析范畴，反传统主义者正是通过这种分析范畴才形成他们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 
    说明 
    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中的说明原文： 
    读者不需要有太多的耐心和太好的眼力，就能看出汪晖的那段论述，是“脱胎”于林毓生的相关论述。剽袭他人时，一般性的话，可以换一种方式说。但核心概念却难以改变。林毓生所谓的“整体观的思想模式”、所谓“普遍王权”这些概念，汪晖也只能袭用。 
    抄袭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2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剽窃观点。  王彬彬 
    抄文  原文 
    汪晖《反抗绝望》（2000.12）第62页： 
    五四反传统主义把改变民族精神作为中心问题，对“传统”的反叛首先表现为对儒学的否定。……作为一种以文化危机为前提的文化的哲学，儒学确实重视思想文化的优先性，在孔子眼里，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改革首先是道德改革。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无论是家庭还是群体），取决于组成这个动荡社会的每个个体的道德素质。这种思维方法直接地引导出对家庭纽带及家庭义务优先性的强调，这不仅反映出家庭在农业化的中国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孔子的理想国家的构想不过是一个大写的家庭，从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被深刻地伦理化。 
    这是否意味着，当五四反传统主义者把实际政治斗争看成不是根本之图，而把文化伦理批判即思想革命置于首位时，他们在思维模式上又回到了传统？ 
     [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85页：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分子的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被根基深厚的中国传统的倾向，即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想模式所塑造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当这种具有一元论性质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压力下被推向极端的时候，它便演变成一种以思想为根本的整体观思想模式。 
    
    说明 
    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中的说明原文： 
    林毓生强调，“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思路，又与传统儒家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在论述了传统儒家的这种思维方式后，林毓生说： 
    …… 
    林毓生的这种观点，也被汪晖未加说明的袭用。 
    抄袭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抄袭性质  发现者 
    剽窃观点  coldstone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248： 
    成功的艺术作品总是把语言、人类的行为经验、思想态度按照审美目的组成为复调式的联系。 
     （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276-277页： 
    在一个成功的艺术作品中，材料完全被同化到形式之中，所谓的“世界”也就变成了“语言”。一部文学作品的“材料”，在一个层次上是语言，在另一个层次上是人类的行为经验，在又一个层次上是人类的思想和态度。所有这些，包括语言在内，都以另外的方式存在于艺术作品之外；但是，在一部成功的诗或小说中它们是被审美目的这一原动力吸引在一起从而组成为复调式的联系的。 
    
    说明 
    整理者按：此处前后数页均无相关注释。 
    引用伪造部
    抄袭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伪引）1
    抄袭性质  发现者 
    伪引  欧文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105： 
    个体性原则意味着一切外在于“我”的法则的毁灭。施蒂纳说：“任何在我之上的更高本质，不论它是神，是人，都削弱我的唯一性的感觉，而且只有在我的唯一性这种意识的太阳之前它才会暗淡下去，”“我”代替上帝而成为那个“生死无常的创造者”。【注3】 …… 
    卡拉玛佐夫问道：“如果没有上帝，一个人岂非什么事都可以做？”——当施蒂纳大胆宣称“我把无当作我的事业的基础”【注5】时，他没有意识到失去了偶像的世界成了偶然的世界，个体的自由使人们面对着荒诞的、绝望的世界；不再有期待，不再有寄托，每个人都必须独自承担起存在的责任…… 
    注3：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496. 
    注5：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496. 
    【1991年版（p.57）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496页。】  （英）戴维•麦克莱伦（D. Mclellan），《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PP.134-135： 
    ……如开头时那样，该书也是从宣称个人的唯一性结尾的： 
    “我是我的力量的所有者，而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知道我是唯一的。在唯一者中，所有者自己又回到他所诞生的那个创造性的无那里去。任何在我之上的更向本质，不论它是神、是人，都削弱我的唯一性的感觉，而且只有在我的唯一性这种意识的太阳之前它才会暗淡下去。假若我关心的是我自己这个唯一者，那么我所关心的就只是我自己的那个生死无常的创造者，而这个创造者也即是我自己，这样，我可以说：‘我把无当作我的事业的基础’。”【注1】 
    注1：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496页。 
    说明 
    欧文的点评： 
    汪晖同样在窃取了别人引文的同时，把别人注释中的汉语转换成了英文，同时舍弃自己真正的引文来源。我们可以做个对比，看看一个诚实的学者应该怎样引用：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一书引用了施蒂纳差不多同一段话（p.249），他的注释是：“转引自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第134-135页。” 
    豆瓣网友补充[6]： 
    2010-04-15 04:04:33 Rogers 
    我在 www.archive.org 下载了 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结果该书正文在p.490就结束了，汪引的p.496为index。 
    2010-04-15 04:15:02 Rogers 
    汪引“任何在我之上的更高本质，不论它是神，是人，都削弱我的唯一性的感觉，而且只有在我的唯一性这种意识的太阳之前它才会暗淡下去。”（原文：Every higher essence above me, be it God, be it man, weakens the feeling of my uniqueness, and pales only before the sun of this consciousness.） 
    其实出自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490. 
    2010-04-15 05:06:05 Rogers 
    汪晖：“我写那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取向，但还没有一个清楚的架构。我是从一个点上进去的。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因为考察鲁迅与斯蒂纳、尼采、叔本华这些人的关系，所以广泛地阅读了这些人的著作和其他相关的著作。斯蒂纳的著作当时还没有译本。我在北图找到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啃得极其困难。” 
    http://www.eduww.com/lilc/go.asp?id=1538 
    2010-04-15 05:22:08 Rossonero 
    在国图网站上查询该书的英文版, 有三个版本, 分别出版于1971年, 1918年和1915年: 
    没有传说中的1912年版 
    2010-04-15 06:48:52 Rogers 
    经过慎重起见，我又到图书馆查了David Macmillan的原版The young Hegelians and Karl Marx, Macmillan, 1969。经过对照，我在www.archive.org下载的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和D. Mclellan所用的在出版社、译者、出版年代方面都是一致的。 
    抄袭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伪引）2
    抄袭性质  发现者 
    伪引  欧文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第一编第二节（2000.1） P.70： 
    在他（引注：施蒂纳）看来，“唯一者”是世界的核心、万物的尺度、真理的标准：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业，不是人的事业，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业并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我是唯一的那样。【注3】 
    注3：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6. 
    【1991年版（p.29）注释：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第6页。】  （英）戴维?麦克莱伦（D. Mclellan），《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5页： 
    最后一段是： 
    “神的事是神的事业，人的事是‘人’的事业。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业，不是人的事业，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业并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我是唯一的那样。”【注3】 
    注3：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6页。（原文为“同上，第6页。”） 
    说明 
    欧文的点评： 
    同样是让自己更加有学问的转换，从麦克莱伦的汉译本、到1991年版、再到2000年版，转变完成的轨迹清晰可循。 
    抄袭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伪引）
    抄袭性质  发现者 
    伪引  欧文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81： 
    在《致死的疾病》一书中，他（引注：基尔凯廓尔）给“孤独的个体”定义道：人是精神。但是精神是什么呢？精神就是自我。自我又是什么呢？自我是一个与自我本身发生关系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自我所处的关系中，自我与它自己发生了关系；因而自我不是关系，而是一个关系把它和它自身联系起来了这一事实。【注2】 
    注2：A. Kierkegaard Anthology, ed. By Robert Breta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40. 
    【1991年版注释为：《基尔凯廓尔选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340页。】  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p.46： 
    在《致死的疾病》一书中，克尔凯郭尔给“孤独个体”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人是精神。但是精神是什么呢？精神就是自我。自我又是什么呢?自我是一个与自我本身发生关系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自我所处的这种关系中，自我与它自己发生了关系；因而自我不是关系，而是一个关系把它和它自身联系起来了这一事实。”【注1】 
    注1：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载《克尔凯郭尔选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340页…… 
    说明 
    欧文的点评： 
    汪晖把原文的1951年版又改成1973年版，欲盖弥彰乎？ 
    【不过在1991年版中，汪晖在紧接下来的引用中标明了转引出处，所以这条例子只针对新版本成立。】 
    抄袭陈瘦竹《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伪引）1
    抄袭性质  发现者 
    伪引  欧文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216： 
    ……它“亲密地联系着关于死亡和个人命运的忧思”【注1】——这种“忧思”的深广内容当然不是“个人”所能解释的。…… 
    注1：Geoffrey Brereton: P.rinciples of Tragedy,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Coral Gables, Florida, 1970, p.58.  陈瘦竹：《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论悲剧与喜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p.34： 
    布莱雷东在引用尤纳缪诺的词句之后，这样说道：“根据这些引文，所谓‘悲剧感’是指一种哀愁的性情，亲密地联系着关于死亡和个人命运的优思，此外再没有更明确的解释。凡是缺乏‘意识’的人，就不会有悲剧感的经验。思想或理性都不会达到这种境界。在尤纳缪诺看来，这种悲剧感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的心理状态。” 【注1】…… 
    注1：Geoffrey Brereton: Principles of Tragedy,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Coral Gables, Florida, 1970, p.56，p57，p58. 
    说明 
    欧文的点评： 
    陈瘦竹的引文共三段，汪晖用了最后一段，所以取了最后一个页码p.58。 
    抄袭陈瘦竹《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伪引）2
    抄袭性质  发现者 
    伪引  欧文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341 
    “悲剧苦难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心中同时存在的犯罪和无罪之感” 【注1】…… 
    注1：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N. Y. 1967, P643-644) 
     陈瘦竹：《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论悲剧与喜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p.42。 
    西华尔在《悲剧形式》中说：“象他所观察的宇宙一样，悲剧人物是自相矛盾的和神秘的。”悲剧人物的基本特征，就是受难。为什么会受到苦难呢？他说：“但是最根本的，悲剧苦难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心中同时存在的犯罪和无罪之感。……如果悲剧人物能够说，‘我犯了罪，所以我受难’，或者说，‘他（或者他们，或者上帝）犯了罪，所以我受难’，他的问题就可得到解决，而他那刻骨铭心的苦难也就可以超脱。如果他感觉到自己完全是自由的或者完全是命定的，那他就不成其为悲剧人物。但他两方面都不是——简而言之，他是自相矛盾的和神秘的人，‘世界之谜’。”【注1】 
    注1：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Edited by Stanley A. Clayes, Prentice-Hall N. Y. 1978, p.643, p.644) 
    说明 
    欧文的点评： 
    1991年版的引文存在于注释之中（p.227）：“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N. Y. 1978年第643-644页)：‘悲剧苦难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心中同时存在的犯罪和无罪之感……’”也没有出处说明，虽然在同页的一个注释中提及了陈瘦竹《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一文，谈及的也完全不是这个注释的内容。请注意：汪晖91年版的注释用的是1978年英文版。 
    汪晖抄袭陈瘦竹的引文和注释的同时，同样丝毫没有提及出处。而且，欲盖弥彰的是，陈瘦竹用的是1978年版（第2版），汪晖在2000和 2008年版中把自己的注释改写成了1967年版（第1版）。有人肯定会说了：以汪晖的才华，他就不可能确实自己也看了1967年版吗？这不可能，因为他和陈瘦竹犯了同样的错误，这篇文章的作者根本不是Richard W. Sewall，而是Richard B. Sewall。陈瘦竹是粗心之失，汪晖则是抄袭之失。 
    抄袭肖俊明《当代西万哲学中的解释学》（伪引）
    抄袭性质  发现者 
    伪引  欧文 
    抄文  原文 
    《反抗绝望》（2000.1）P.257 
    解释学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说过：“完整的知识包含着一个明显的循环，每一个局部只有根据它所属于的整体才能理解，反之亦然”。【注 1】 
    注1：施莱尔马赫：《解释学》，1977年，英文版，第113页。  肖俊明：《当代西万哲学中的解释学》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哲学与哲学史》，1985年第9期： 
    德国宗教哲学家施菜尔马赫首先把解释学发展成为一门哲学学科。他的解释学来源于先验哲学和浪漫主义。施菜尔马赫从费希特关于“自我”的概念中得到了启迪，发现了解释学的规律，即作者的每个思想与其整个发展过程是关联的。他认为，所有心理思维都含有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只有理解整体，才能理解局部，这种理解也是一个循环过程。他指出：“完整的知识包含着一个明显的循环，每一个局部只有根据它所属于的整体才能理解，反之亦然。”【注1】 
    注1：施莱尔马赫：《解释学》，1977年，英文版第113页。 
    说明 
    欧文的点评： 
    这个抄袭虽然去掉了直接引用出处，但尚且老实，没有把汉字再转换成洋文。也许是没有找到具体的洋文版本信息吧。
    
    
作者：似乎有知识 提交日期：2010-07-25 14:51:56
    能抄那么多，也挺厉害的。尤其是八十年代，估计当时好多人还不知道哪些文献呢。
    
    简单说一句：如果按照批评者的视角，中国经济学界的所谓大家几乎都可以扣上个抄袭者的帽子。因为，几乎没有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贡献，大多是引进介绍，并且这还是高档次的，更多的或许是应用应用、普及普及而已。
作者：每天都是愚人节 提交日期：2010-07-25 15:01:51
    “道德理想国”的建成--《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任选一节的文本分析
    
    作者：邢玉思
    
    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绝对不是汪晖”的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先生的成名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以下简称《覆灭》）日前被网友Isaiah揭露出有严重的抄袭剽窃问题。对此，朱学勤先生迅速否认了指控，“认为Isalah的指控没有一条能成立”（错字原文如此，BBC中文网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7/100712_zhuxueqin.shtml），并表示自己在这本著作的学术规范方面“当然自信，我做了自检，发现Isaiah的指控并无根据”（《人民日报》，2010年07月15日）。朱先生的解释是，有的地方没写明来源是为了尊重自己的老师（金重远），有的地方“抄袭”是为了照顾自己的学生（杨小刚），还有的地方是和学友（高毅）的学术交流。那是不是师生朋友之间互抄就符合学术规则呢，这个就期待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给出结论了，本文中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
    
    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到，Isaiah的揭发文章中的“终极指控”是说朱学勤抄袭了美国学者卡罗尔·布拉姆（Carol Blum）女士的著作《卢梭与德性共和国》（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以下简称“布书”）。（插一句，不知是朱学勤英语不佳，还是想鱼目混珠，却要把人家名字翻译为“布鲁姆”。）Isaiah的“完结篇”中的指控极为严重，认为朱学勤的《覆灭》整个框架就是从布书“偷意”而来，而且有大段大段的内容翻译自布书。而偏偏就这个问题，朱学勤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却轻描淡写地避过去了。朱学勤表示，“希望读者不要看一面之词，可以去看书本身”（《第一财经日报》，7月11日）。正好目前网上有布书的原文，本人遂决定响应朱老师的号召，将此书下载来，结合手边的陈崇武的《罗伯斯比尔评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以下简称《罗传》）一书，“去看书本身”。
    
    揭发朱学勤的Isaiah在“完结篇”和后来的“补充”中，列举了若干段《覆灭》中抄袭的段落，这里就不赘述了，有好事网友已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本文的思路是，任选朱学勤先生此书中的一节，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追寻其中段落句子的来历，重温一下先生当年思考写作这篇论文的经过，重构《覆灭》的写作过程。相信经过这个过程，读者自己一定能为这本著作抄袭与否得出公正清晰的答案。
    
    好了，说了这么多，正文要开始了。今天我们研读的对象是朱学勤先生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第八章《从霜月到热月：道德理想国盛极而亡》的第四节“牧月嗜血——最后一次道德狂欢”。这一节讲的是，在罗伯斯庇尔领导下，法国巴黎举行了最高主宰教开教大典，罗伯斯庇尔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之后国民公会通过了牧月法令，进一步取消了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的限制，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推向了高潮。朱学勤认为这些举措背后都深受卢梭思想遗产的影响。
    下面请翻开《覆灭》2003版的293页。这一节共约4页，不过对经典的阅读不可轻忽，每段每句都可能包含玄机呢。
    
    四、牧月嗜血——最后一次道德狂欢 （以下为约四页的该节全文，为方便阅读，原文的脚注都放入圆括号中，笔者的批注用红字表示）
    
    
    【一．293页】
    　　
    罗伯斯庇尔有预感：“这一主张（指花月法令——本书作者）肯定难以实行。因为它激起大批低能者、腐败者的恐惧。但我相信，如果不贯彻这一法令，我们必将背叛卢梭著作中的真理。”（布鲁姆：《卢梭和道德共和国》，P247）【核对：引自布书，P247，注明。但可能因为不懂得法语缩写，故未注明原始出处。原始出处是：BR, 33 : 68-69. BR即P.-J.-B. Buchez & P. C. Roux, 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40 vols. Paris : Paulin, 1834-38】
    
    罗伯斯庇尔坚持在雅各宾俱乐部里投票表决这一法令。即使在那里，也有人投出反对票。罗伯斯庇尔曾准备在局部问题上作出让步：“有些真理在提出的时候必须留有余地，卢梭宣扬的必须把所有不信神的人从共和国里驱逐出去的真理就是这样。”（陈崇武：《罗伯斯庇尔评传》，Ｐ256）【核对：经查陈的《罗传》，朱学勤所给的页码错误，应来自253页，原文如下：罗伯斯比尔坚持必须投票，但是当他看到群众中有人情绪有些波动的时候，即作了一些让步，或者采取了保留的态度。他说：“有些真理在提出的时候必须留有余地，卢梭宣扬的必须把所有不信神的人从共和国里驱逐出去的真理就是这样。我们如果在这封信里提出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不会被人接受的，因为这样会吓坏大部分傻瓜或者道德败坏的人。……我认为，应该让这条真理留在卢梭的故纸堆里，不要让它进入实践之中。”
    《罗传》中标明这段话的原始出处是乔治??里齐朗的《罗伯斯比尔》142页，巴黎1937版。
    
    实际上，上面《罗传》的原文对应了《覆灭》中前面的两小段。同样这件事可见布书P247，原文是：
    After some acrimonious protest from the Jacobins, Robespierre spoke, stating that “this principle must not be adopted, it would inspire too much fear in a multitude of imbeciles and corrupt men. I believe we must leave the truth in the writings of Rousseau and not put it into practice. ”（BR，33:68-69）
    
    由此可见，分别来自布书和《罗传》的引文讲的是同一件事，因为来自不同原始材料而稍有不同。但朱学勤没有看明白，直接对布书进行翻译工作，将“we must leave the truth in the writings of Rousseau and not put it into practice”错误翻成了“如果不贯彻这一法令，我们必将背叛卢梭著作中的真理”，意思完全反了；又将“这一主张（必须把所有不信神的人从共和国里驱逐出去）”当成了花月法令，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不同的事情，进而文字也分成两段，给读者造成了混乱。】
    
    【二． 294页】
    
    但是，刚入牧月，在牧月4日晨昏，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内，接连发生两起谋刺罗伯斯庇尔案。【核对：此事见于布书P247】这是牧月的不祥之兆。发生于5月23日的这两起阴谋， 虽未刺死罗伯斯庇尔的肉体，却大大刺激了他那摩尼教式的道德神经：“只要这一邪恶的种类存在一天，共和国就不能不生活在痛苦和危险之中。”（《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Ｐ477）【核对：此引文见于布书P 249, 无注明】
    
    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在四方隐隐不安声中，法兰西共和国举行最高主宰教开教大典。前一天断头台处死20人，后一天处死了23人。只有这一天停止工作，以示节庆。【核对：此史料见于布书，P 250，无注明】断头台虽推走，断头台下的鲜血已把广场染红。
    
    开教大典盛况空前，广场上出现最后一次道德狂欢。罗伯斯庇尔说：“人类当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部分人，都到这里来了，宇宙今天在这里集合。”（陈崇武：《罗伯斯庇尔评传》，Ｐ256）【核对：注明，但无原始出处，《罗传》也无。】
    
    大校场上堆起了一座象征性的假山，上面站着10位老人、10位佩三色授带的母亲、10位佩军刀的青年、10位头戴鲜花的姑娘，还有10个儿童。这是山岳党人刻意经营的寓言象征——【核对：这段话来自《罗传》256页，原文如下：“人们在大校场上堆砌了一座象征性的假山，上面站着10位老人、10个配着三色绶带的母亲、10个发辫上插满鲜花的年轻姑娘、10个佩着军刀的青年，另外还有10个儿童。”
    文字雷同且无注明。此事亦见于布书，P 250，但无具体描述。】
    
    象征着民粹理想，卢梭说过：“只有山上的乡野旷夫，才是有道德的居民”； 【核对：布书P250提到假山与卢梭的联系，但无引文，无注明
    　　
    象征着道德理想超拔于世俗之上的空间高度，罗伯斯庇尔说过：“她飞跃到城市的上空，飞跃到群山之颠，她的思想随地平线的扩展而扩展。”（《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Ｐ477） 【核对：此引文见于布书P 250-252，（P251为插图）但标明出自第五卷，P3，无注明】
    
    罗伯斯庇尔亲手点燃无神论模拟像。【核对：此事见于《罗传》，P255】罗伯斯庇尔率众50万游行，鲜花抛撒，大炮轰鸣，群众高呼：“罗伯斯庇尔万岁！”【核对：此引文出自《罗传》，P257，无注明】罗伯斯庇尔一定体验到道德理想国走向巅峰状态的高峰快感。但是，罗伯斯庇尔本人却出现了两个不祥之兆：
    
    他的衣着刻意模仿卢梭小说《新爱洛漪丝》中那个道德新人的衣着，然而却也是那位主人翁自杀前的衣着；（蓝色外套，黄色长裤。卢梭之后，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有安排维持，着此服式而死，一时流行欧洲，人称“维特服”。） 【核对： 此事见布书，P252-253。布拉姆特别强调指出，将罗伯斯庇尔所穿衣服和“维特服”的文化意义联系起来，是她的独到发现：“What has not been pointed out, to my knowledge, however, is that this combination carried a very specific significance in Europe in 1794, for it was the ‘Werther costume’.”后面更进一步讲到和《新爱洛漪丝》的关系等。无注明。这里我们可以说，发现了一处朱学勤剽窃的铁证，无论我们从多么严格的意义上定义这两个字。】
    
    【三．295页】
    
    他的步子走得太快，一人走在整个队伍的前面。【核对：此事见布书，P252】国民公会的议员队伍有意无意与他拉开距离，喃喃讥刺他为“独裁者”、“暴君”：“请看看他吧，仅仅说他是我们的主人，还显得不够，我们应该说他是我们的神！” 【核对：这段话来自《罗传》的257页，原文如下：
    
    维拉特说出了一个真正的无套裤汉的想法：“请你们看看他吧！仅仅说他是我们的主人还显得不够，我们应该说他是我们的神。”……勒库安特尔（凡尔赛议员）把他叫做“大独裁”、“暴君”，并且威胁说要杀死他。《罗传》注明这段话的原始出处是乔治??里齐朗的《罗伯斯比尔》146-147页，巴黎1937版。《罗传》中这段话与游行并没有直接关系，朱学勤这里又用剪贴的方法，把这段话拆开，安放在游行描述的后面。文字雷同且无注明。】
    
    饶勒斯评论：“罗伯斯庇尔创造的宗教一旦被人作为国家力量加以利用，变成人们思想与道德的准则，一旦被利用来干预国家政治生活，就会使过去的宗教面目与习惯做法很快地重新出现，把法国重新拉回到古代不容异端的状态中去”。（沙尔??拉波波尔：《饶勒斯传》，三联书店1982年版，Ｐ213）【核对：检查《饶勒斯传》发现，此引文确实见于《饶勒斯传》Ｐ213，但大部分是作者拉波波尔自己的概括，而非饶勒斯的原话。实际上这段话来自《罗传》257-258页，原文说“饶勒斯曾说……”，以后一字不差。《罗传》这里引用不准确，而《覆灭》照抄不误，可见朱学勤并未查看过《饶勒斯传》原书，引文的实际出处仍是《罗传》，无注明。】
    
    不出三天，就出现了“把法国重新拉回到古代不容异端的状态”。这就是罗伯斯庇尔与库东以救国委员会名义，向国民公会提出的牧月22日法令。【核对：此事见布书，P255】
    
    　　库东提出：“没有证据或书面材料，指控不能成立？这是旧专制统治创造的真理！”【核对：该引文见布书，P257, 无注明】证据充足律和被告辩护权，本来是启蒙运动与封建专制长期斗争中确立起来的人权屏障。现在，却被当作旧制度的恶瘤加以铲除了。【核对：这句话抄自布书，P258，无注明。 原文是：The awkward rules of evidence and the burdensome rights of defense, so laboriously established in the Enlightenment’s battle with arbitrary feudal law, were replaced by one single criterion……】库东的逻辑是，“为了净化司法程序，必须让共和国之手掌握司法程序”，【核对：该引文见布书，P258，紧接在上文之后，无注明，文字雷同】也就是说，必须取消司法权的最后一点独立地位，将其纳入行政权力的完全控制。
    
    　　可悲的是，罗伯斯庇尔祛魅入巫，也沉溺于这种逻辑，而且陷得更深，因为他有更炽烈的道德情感在下面牵引：
    
    　　适应于革命法庭已掌握的罪行的惩罚，就是死亡。审判所需要的证据，无论是物质的、道德的、口头上的、书面上的，只要能够得到所有正义和有责任心的精神上的自然确证即可。审判规则就是陪审员那颗经过爱国主义启蒙的良心。如果物质上的或是道德上的证据，能够独立于明显的直觉，那末，任何直觉都将沉默下去。法律只给予那些被诬蔑的爱国者以爱国主义的陪审员为他辩护；法律对所有那些阴谋家不给予任何辩护人。（布鲁姆：《卢梭和道德共和国》，P255-256）【核对：注明，但未注明原始出处: Campardon, Le Tribunal révolutionnaire de Paris, 1:336-38.】
    
    
    【四．296-297页】
    
    　　这一逻辑是否一定来自卢梭，不能武断。但是它与卢梭生前的下列认识却有惊人的同构呼应，【核对：朱学勤这个说法与布拉姆也有“惊人的同构呼应”，我们可以毫不意外的发现，布书中也将此逻辑与卢梭思想联系起来，见布书，P257】如出一辙：“那些有污迹的邪恶人最关心的是，从司法证据得到保护。把这样一些人带到法庭上去，毫无益处。只要内心确信，就可以确定另一种证据。那种确信只服从于一个正义者的感觉”。（《卢梭通信集》，牛津1967年版，第30卷， P. 29。）【核对：此引文实际来自于布书，P257，无注明】
    
    　　根据“内心确信”的原则，牧月法令一方面简化了审判程序，取消了预审，取消了被告辩护人制；如果拥有物质的或道德方面的证据，也不须传讯证人，另一方面，则大大收缩司法独立权限：任何被告在没有经过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行政部门审查的情况，不得免于审判，不得释放。经此两项改革，司法权力抽空，成为执行行政权力意志的盲目工具，而且因为盲目，执行得更为凶猛；与此同时，则大大扩展审判对象——“人民之敌”的适用范围，它包括：
    
    　　准备复辟王国、奴役和解散国民公会的人；
    
    　　军事上出卖祖国利益的人；
    
    　　帮助法国的敌人的人；
    
    　　欺骗人民的人；
    
    　　败坏国民士气的人；
    
    　　传播虚假新闻的人；
    
    　　不诚实的商人；
    
    　　乱用公职权力的人；
    
    　　通过叛乱性文字迷惑公众舆论的人；
    
    　　削弱革命原则与共和原则并阻止这些原则发展的人；
    
    　　伤风败俗腐蚀公众良心的人；
    
    　　——所有这些罪人，一旦被“内心确信法”（如有物质证据则更好）坐实，只适用于一种刑罚：死刑。【核对：从“它包括”开始：这段话来自《罗传》175页，原文如下：
    关于人民的敌人的定义，法律规定得比以前详细多了，它包括：准备复辟王国、奴役和解散国民公会的人；军事上出卖祖国利益的人；帮助法国的敌人的人；欺骗人民的人；败坏国民士气的人；传播虚假的新闻的人；所有那些通过反革命，或者通过叛乱性文字，或者通过其他阴谋，竭力迷惑公众舆论，不让人民了解情况，败坏善良风俗，腐蚀公众良心，削弱革命原则与共和主义原则的力量和纯洁性，并且阻止这些原则发展的人；不诚实的供应商；乱用自己的公职的权力的人。……对于上面提到的所有罪行，只有一种处罚：死刑。
    很清楚，除了个别字句改动外，整段话都袭自《罗传》，文字雷同且无注明。布书P255-256中也提到相关概念，但文字上差别较大。】
    
    　　这是良心律令吞食理性推理，道德法庭吞食理性法庭的最后一步。断头台解除最后一丝法理程序的束缚，更加疯狂地运作起来。
    （该节完毕）
    
    根据对以上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基本统计信息：在朱学勤《覆灭》第8章第4节中，除去陈述一般史实外，共引用各种需要出处说明的材料及他人观点18处，其中仅8处有注释，在8处注释中，有4处隐瞒了直接出处，而仅仅注明原始出处，有2处注明直接出处，但未注明原始出处，有1处给出的页码错误，仅有1处注释正确。除此8处注释外，另外10处的文字，资料出处均无注明，其中有4处构成大段文字雷同，即严格意义上的抄袭。其余6处也构成抄袭。另有多处观念、论证相似（上文中指出5处），亦疑似抄袭。
    【2．】这一节根据朱学勤的注释，引用的资料有五种，包括中英法等多种文字。但实际的来源只有两种，即布书与《罗传》。
    【3．】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内容与布书一书的第13章后半部分相同，即P247-259。事实上，正如以上核对所表明的，本节的几乎一切内容都包括在布书中，《罗传》仅仅构成对布书中内容的修饰、扩展和补充。
    【4．】通过对照不难发现，朱学勤《覆灭》第8章第4节与布书第13章的后半部分行文结构基本一致。
    【5．】在结构一致的基础上，《覆灭》8.4与布书第13章的后半部分的观点和论证基本一致，如牧月法令和卢梭思想的“惊人同构呼应”。
    【6．】 了证明这些和布书相似的观点，《覆灭》8.4中大量使用了布书本身的材料，及《罗传》的补充材料，且大多数未能注明。
    【7．】综上所述，《覆灭》8.4构成对布书系统、完整的抄袭和对《罗传》的部分文字内容抄袭。
    
    挪用外国学者著作的基本框架和具体结构，将关键的内容翻成中文，并且结合其它的中文书籍略加补充修饰，为了掩饰这一点，大量隐瞒实际内容和引文的出处，将自己构思和创作的“母体”混同于一般的参考资料以掩盖其山寨货的本质，这就是朱学勤先生写作《覆灭》这篇博士论文的具体手法，也是朱学勤抄袭的铁证。
    
    可见，网上人称布书是“《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英译本”，怕有些过了，不过说《覆灭》是布书的汉译本倒也差不多。可能有人会说：“历史事实不都是一样的么？”但是学术规范的要求却并非如此，通过参见布拉姆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史实细节，其中有大量不厌其烦的引用基础史料的规范脚注。历史不会自动展现在我们面前，是学者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理解和组织从原始史料中梳理出来的结果。而朱学勤在《覆灭》中呈现给我们的，正是布拉姆女士（和陈崇武先生等人）辛苦劳动的成果。
    
    那么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朱学勤先生不老实给出实际的出处呢？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当然不是——或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大陆80年代的学术不规范，而是如果那样做的话，那每一页下面都整整齐齐排列着四五条一模一样的“布鲁姆《卢梭和道德共和国》”的字样，或许这一脚注将还连续出现一百多页，中间穿插几个陈崇武或者其他什么人的注脚。如此下去，只怕读者不仅会质疑朱学勤先生的学力，而且还会提出一个好奇的问题：既然朱老师您这里写的内容都见于人家美国布拉姆女士的书，那么我们读您的书，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问题恐怕只有朱老师自己能回答了。
    
    http://jus.pku.edu.cn/bbs/read.php?tid=4181&page=e#a
    
作者：每天都是愚人节 提交日期：2010-07-25 15:03:58
    标题：小女子点朱学勤的死穴：任选一节为朱书加注（很痛哦～）
    
    
    小女子点朱学勤的死穴：任选一节为朱书加注
    
    ——以第八章第五节为例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7/167222.html
    
    小女子猪偷懒
    
    小女子为留美在读经济学PhD 学生（博士生），本无意掺合中文学科涉及朱学勤抄袭之事。既然欧洲的Isaiah哥哥已经为揭批伪学者朱学勤（汶川大地震后此人大言不惭地发表“天谴论”）尽了一份绵薄之力，在美国的小妹我也该有所表示才对。欧美从来都是一家嘛，欧美的中国留学生更是一家亲哈！想当初2008年春保护奥运火炬免受脏毒势力和西方媒体干扰，也是咱欧美中国留学生的共同努力嘛！小女子学过看相，对比汪晖和朱学勤的照片，小女子就感觉，汪晖是个好男人（你看，被别人抓了点小辫子被那些伪媒体、伪文人骂得那么惨也默不作声，小女子看着都心疼，在心里痛骂那些自以为得意、其实只有猪胆趁人之危的文痞们），朱学勤则似个油嘴滑舌的小暴发户相色。在网上看到朱学勤自信满满地回应指控“一条都不成立”后，小女子更验证了自己对朱学勤的相面判断，很反感他的油腔滑调，更不相信他的所谓辩解。
    
    Isaiah哥哥的最严重指控是朱学勤抄袭了Blum一书，最近邢玉思网友的“朱学勤抄袭铁证：任选一节的文本分析”，也很有杀伤力，抄袭Blum已经是铁板钉钉了。不过，小女子还是觉得，那些论证虽然很有说服力，但从文中抽出若干句子，把中英文摆在一起，显得累赘，不美观，外行读者看起来累。何不给朱书全文摆出来，一一逐句标注，这样更一目了然呢？ 受他们的启发，小女子花了6个小时，整出这篇指控朱学勤抄袭的文章，供大家切磋。欧洲的Isaiah哥哥，小妹我不令你失望吧？
    
    小女子任选朱书一节，也就是第八章第五节。该节除第一段和第二段外，共标注了5个脚注，均标注来源于《罗伯斯庇尔全集》。但基于小女子的考证，其实此节的所有内容，除了第一段、第二段和最后一段外，几乎每一句均来自于同一本书——Carol Blum的英文书籍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即《卢梭与德性共和国》）。“美观”起见，除第一段和第二段外，小女子原封不动地抄上朱书全文（请允许我抄您朱老哈），并给朱书逐句标注出其在Blum一书的具体页数和行数，这样，抄还是没抄，大家就一目了然了。小女子在文后列出替朱书加注的Blum英文原文，供大家核对朱书的中文。朱书的中文，与Blum一书的英文，是非常对应的，完全就是Blum一书的翻译，所以都省得我去翻译了哦——这我得感谢朱老帮我节约了时间，改天请您喝茶。懂英文的同志们可以饭前逐条对比着中英文看。有兴趣核对朱书和Blum一书的，可以对照中文里注释的页码、行数去网上找Blum电子版的英文，就清楚了。
    
    朱学勤及其辩护者可能会说：“历史事实不都是一样的么？”正如网友邢玉思所指出的：“学术规范的要求并非如此，通过参见Blum布拉姆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史实细节，其中有大量不厌其烦的引用基础史料的规范脚注。历史不会自动展现在我们面前，是学者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理解和组织从原始史料中梳理出来的结果。而朱学勤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呈现给我们的，正是布拉姆女士辛苦劳动的成果”。
    
    小女子也可以举例说明，除第一段和第二段外，朱书此节共使用了五个脚注，而这五个脚注恰恰在Blum一书均有，巧合吧？还有更巧合的呢，在朱书的脚注第37和第41，也就是小女子给朱文标的注解8和31，注解页码分别为P. 492-494, P. 554-556。这可神了，Blum一书的这两处引文因为内容多，所以使用了跨页脚注，一个是从492页到494页，一个是从554页到556页。但是朱书的引文均很短，不可能真正需要这样跨页引用。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结合本文给朱书的注解），朱书此节，其实全部来源于Blum一本书。网友Isaiah和网友邢玉思都考证了朱书抄袭Blum 一书的事实，而小女子的考证，也更进一步确认了这一事实：朱书大量剽窃了Blum一书。
    
    朱学勤先生，小女子是不是点到了你的死穴啊？服，还是不服？舒不舒服啊？如若不服，小女子再给你整一篇。尽管如此，小妹我也同意Isaiah的看法，不要像那些伪文人伪媒体想把别人汪晖往死里整，我们年轻一代学人对伪学者朱学勤也主张点到为止，宽宏大量，不需要他交出学位、辞职之类的。但是我们主张：朱学勤先生去向Blum和该书的出版社道歉，也给汶川大地震的死难同胞去烧个香、下个跪。我们和王彬彬们当然不同，他们这代人痞子心态严重（比如搞派系斗争，靠在媒体开骂来出名，非要把对方往死里整，等等），可以归耕养老了。也以此文，警告那些伪学者（比如那个恶毒咒骂汪晖先生的丑老男人易中天，还有一些人，给你们面子暂不点名）、伪媒体（就无需点名了），你们想要打压左派来充老大，还要看我小妹答应不答应！左派最坚定地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小女子普通工人家庭出身，支持他们，咋的！小妹后面还有一大帮哥们妹们，个个都是欧美在读PhD，谁厉害，谁怕谁，走着瞧！
    
    小女子猪偷懒
    
    2010年7月19日于大不列颠印弟安美利坚联合国
    
    以下是考证的具体内容。黑色字体为朱书原文，红色字体为小女子逐句给朱书加的注解出处，共31处注解，均来自Blum一书。文后逐条列出Blum的英文原文，也是一共31条。
    
    298页——
    
    本节开头两小段，标注了两个来源。
    
    第299页——
    
    广场上一片沉寂，洞穴内暗室四起。雅各宾派失尽人心，国民公会内种种反对派阴谋四处蔓延。有些议员自牧月令公布之日起，即不敢回家睡觉，害怕被捕 （1.Blum：260页倒数第7行至倒数第6行）。牧月24日（6月12日），布尔东和梅兰在议会发言，要求澄清牧月法令是否废纸了议员不受逮捕的豁免权（2.Blum：260页倒数第2行至261页第2行）。罗伯斯庇尔认为，这两个议员的发言是“企图把救国委员会从山岳党人分离开来” （3.Blum：261页第4行至第6行）。
    
    他说：“允许一些阴谋家分裂山岳党人，并且自封为党派领袖，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对人民的谋杀。” （4.Blum：261页第13行至第14行）
    
    布尔东要求出示证据：“我决不想自封为一党领袖，我要求你拿出刚才那番指控的证据，我已经被说成一个邪恶者了”！” （5.Blum：261页第15行至第18行）
    
    罗伯斯庇尔：“我决不是指布尔东。谁要是对好入座，算他活该。我的职责迫使我描绘这样一幅肖像，如果他认出这便是他，我没有权力阻止他。是的，山岳当人是纯洁的，它是高尚的，而阴谋家绝不是山岳党成员。” （6.Blum：261页第19行至第23行）
    
    一个声音高叫着：“指出他的名字！” （7.Blum：261页第24行）
    
    罗伯斯庇尔：“到应该指出来的时候，我会指出他的名字！” （8.Blum：261页第25行）
    
    辩论表明，罗伯斯庇尔已再现卢梭晚年的这一心态：（9.Blum：265页倒数第6行至倒数第5行）既然我是道德的，那么反对者只可能是站在反道德立场上反对我；而反道德者不是有错，只可能是有罪；唯我有美德，他人在犯罪……：（10.Blum：265页最后一行至266页第4行）罗伯斯庇尔已经进入内省确信状态，不需要证据，他就可以凭直觉指控任何一个反对者，这样一个直觉敏锐者、“激情迅猛者”，又是大权在握！议院内人人自危，如汤浇蚊穴，一片慌乱。
    
    第300页——
    
    牧月27日（6月15日），瓦迪埃向国民公会报告卡特琳泰奥事件。被告泰奥是个民间巫婆，逮捕是在他的草垫下发现了一封给罗伯斯庇尔的信，信中把罗伯斯庇尔称为“神人”、“救世主” （11.Blum：265页第三段最后4行）。泰奥于5月28日被捕，即花月法令前，拖到此时来公布，显然是有反对派暗中活动，以此败坏罗伯斯庇尔花月令、牧月法令的道德声誉（12. Blum：265页第二段第5行至第8行）。罗伯斯庇尔闭门起草反击报告。他悲愤地写道：
    
    “这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提及我们自己？…… （13.Blum：266页第6行至第7行）
    
    “我们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就不能为共和国辩护？（14.Blum：266页第8行）
    
    “他们为什么总是要把我们和公共利益绑在一起，以致我们如果不为自己辩解，就不能为政府，为国民公会的各项原则辩解？” ？（15. Blum：266页第9行至第11行）
    
    罗伯斯庇尔已无可挽回地进入了卢梭晚年的悲剧处境，控诉者被控诉，连语言都极其相似：（16. Blum：265页倒数第6行至倒数第5行）。当他仰天悲问，“他们为什么总是要把我们和公共利益绑在一起？(pourquoi nous a-t-on lies a l'interet general?) ” 。：（17. Blum：266页第三段第3行至第5行，此处法语也完全照搬Blum，一词不多，一词不少）他已预设了一个前提：他为自己辩护，就是为人民辩护。“我就是人民”，在这里又一次出现。奇丽斯玛的外倾语式是“无限上纲”：不同政见者必是道德邪恶者，道德邪恶者必是道德罪恶者。：（18. Blum：266页第三段第1行至第3行）。奇丽斯玛的内倾语式是“预先联系”：把自己和人民、共和国连成一体，攻击他，就是攻击人民，共计共和国。前者为矛，后者为盾。（19. Blum：266页第三段第5行至第8行）“我——道德——人民”，成了奇丽斯玛怯魅入巫所陷入的最大语言巫区。（20. Blum：266页第三段第8行至第10行）
    
    
    7月9日，罗伯斯庇尔出现于雅各宾俱乐部讲演，他再一次强调花月法令的意义：
    
    第301页——
    
    
    所有拯救过共和国的法令中，最崇高的法令唯有这一项法令，它把共和国从腐败者的手中夺了回来，它使所有的人民从暴君手中释放了出来，这就是使得美德和城市成为生活秩序的法令，然而，那些只愿带着自由面具的人，却在美德法则的贯彻过程中投下了巨大的障碍。（21. Blum：271页第二段全段）
    
    
    又过了一星期，离事变前10天，他再次把自己的困境归结为花月法令激起的抵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美德这一词语的信念，仅限于家政和私人义务，决不愿将其理解为公共道德，理解为对人民事业的全部奉献，而后一点正是美德的英雄主义、共和国的唯一支柱、人类幸福的唯一保证。（22. Blum：271页第三段第7行至第11行）
    
    
    罗伯斯庇尔似乎朦胧意识到，所有的问题就出在这个道德边界的认定？道德通常被人理解为私人事务，而他则坚持道德必须成为强制性的公共状态，必须成为国家、政治、乃至文明历史的唯一基础。（23. Blum：271页第三段第1行至第3行）
    
    7月26日，临事变前夜，他再国民公会演说，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次演说。（24. Blum：272页第三段第1行至第2行）历史学家将其称为他的“政治遗嘱”。冥冥之中，他似乎预感到什么，急不可待地向历史交代，他此生信仰与这一场革命统一于美德这一基点：（25. Blum：274页第二段第1行至第2行）
    
    我只知道有两种人：正直的公民与邪恶的公民。（26. Blum：273页第三段第1行、第3行）爱国主义不是一个政治党派问题，而是心灵问题。（27. Blum：273页第三段第4行）谁能作出这种区别？良知和正义。（28. Blum：273页第三段第6行至第7行）
    
    第302页——
    
    我说的是什么？美德！（29. Blum：273页最后一第1行）没有美德，一场伟大的革命只不过是一种乱哄，是一种罪恶摧毁另一种罪恶。（30. Blum：274页第一段第3行至第4行）拿走我的良知，我就成了一个可怜的人。（31. Blum：274页第一段最后一句）
    
    7月27日晚，热月事件发生。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议员们的叫骂声中被捕，他留给这个嘈杂大厅的最后一句话是：“强盗们得胜，共和国完了。”当晚8点半至11点，他曾被短暂地营救出3个小时。但在这3个小时内，他无所作为，只是用手枪打碎了自己的下巴。在被人推上断头台前，他先打碎了自己的铁嘴——语言器官。7月28日下午6点，罗伯斯庇尔一行22人被送到停放断头台的广场。7点半，他被推上断头台。 他临行前沉默不语，亦不能语，只是在沉默中最后一次聆听广场上的群众欢呼：“国民公会万岁！”（最后这一部分不知道出处，大家可以去查查。因为朱书抄Blum和陈崇武的多，有可能是陈崇武的《罗伯斯庇尔评传》。不过，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朱抄没抄Blum，连小学生都可以看出来了。）
    
    第八章第五节完。
    
    小女子注解朱书的英文出处及原文（共31条，均来自Blum一书）：
    
    1. Blum. P. 260: He alluded to rumors: a number of deputies to the Convention no longer slept in their beds, fearing arres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2. Blum. P. 260-261: On 24 prairial, Bourdon (delegate from l'Oise) and Merlin (from
    Douai) demanded an amendment to the law of 22 prairial which would exclude the members of the Convention themselves from arrest, trial, and execution under its provisions.
    
    3. Blum. P. 261: He stated that Bourdon was attempting to separate the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from the Mountain.
    
    4. Blum. P. 261: Robespierre continued, "it would be assassinating the people to permit some schemers to drag off a portion of this Mountain and make themselves party leaders."
    
    5. Blum. P. 261: Bourdon's reply was to deny the role Robespierre assigned him. "I never intended to make myself a party leader," he protested. "I demand that what was just claimed be proven; I have just been called a scoundrel—"
    
    6. Blum. P. 261: "I did not name Bourdon," Robespierre replied. "Woe unto him who names himself. If he wishes to recognize himself in the general portrait that duty forces me to trace, I cannot stop him. Yes, the Mountain is untainted, it is sublime, and schemers are not part of the Mountain."
    
    7. Blum. P. 261: A voice called out: "Name them."
    
    8. Blum. P. 261: "I will name them when the time comes," Robespierre replied. [10:
    492-94]朱文此处照搬此注解，注为： 第10卷, P. 492-494
    
    9. Blum. P. 265: Robespierre's reaction demonstrated the parameters of self-generated virtue in the same way that 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 had done.
    
    10. Blum. P. 265-266：Both Robespierre and Rousseau, after long, persistent, and successful efforts to center attention upon their revealed selves as incarnations of virtue, struggling with the evil of the world, uttered reactions of surprise and hurt when they suddenly experienced that attention as unfriendly.
    
    11. Blum. P. 265: Vadier and Barere presented a report in the name of the committees of Public Safety and General Security, claiming that "the Mother of God" was addressing
    Robespierre as her "first prophet, the son of the Supreme Being, the Redeemer, the Messiah.
    
    12. Blum. P. 265: but the real accused was understood to be Robespierre himself, and the accusation was that of aspiring not to dictatorship but to divinity. The records of the trial of Theot suggest an atmosphere of farce.
    
    13. Blum. P. 266: "Why is it," he asked, "that we always have to mention ourselves?"
    
    14. Blum. P. 266: Why can we not defend the public good without defending ourselves?
    
    15. Blum. P. 266: Why have they so bound us to the public interest, that we cannot speak
    in favo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without seeming to speak of ourselves? [10: 507] 朱文此处照搬此注解，注为：同上, P.507
    
    16. Blum. P. 265: Robespierre's reaction demonstrated the parameters of self-generated virtue in the same way that 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 had done.
    
    17. Blum. P. 266: When Robespierre asked "Why have they bound us to the public interest? (pourquoi nous a-t-on lies a l'interet general?),"
    
    18. Blum. P. 266: Robespierre, like Rousseau, was claiming the right to experience in a passive way as external evil the situation he had actively created, as internal good.
    
    19. Blum. P. 266: the identity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people, upon which he had so intensely insisted, he now described as an alien and suspicious connection, one designed to make him seem contemptible.
    
    20. Blum. P. 266: It was as if the heroic figure that he called himself were suddenly exposed in a different light, in which it took on a comic aspect.
    
    21. Blum. P. 271: Of all the decrees which have saved the Republic, the most sublime, the only one that wrenched it from corruption's grasp and freed all the people from tyranny, is the one which made virtue and probity the order of the day [18 floreal]. If this decree had been executed, liberty would have been perfectly established and we would not need to make the grandstands ring with our voice; but the men who wear only the mask of virtue put the greatest obstacles into the execution of virtue's own laws. [10: 519] 朱文此处照搬此注解，注为：同上, P.519
    
    22. Blum. P. 271: At most they understand by the word virtue a faithfulness to certain domestic and private obligations, but never the public virtues, never the generous devotion to the cause of the people which is the heroism of virtue and the only support of the Republic, the only pledge of the happiness of the human race. [10: 531] 朱文此处照搬此注解，注为：同上, P.531
    
    23. Blum. P. 271: When virtue was solemnly made the order of the day, the enemies of
    the Republic did not associate the idea of every man and every citizen's sacred and sublime duties toward the Fatherland and humanity with the word virtue.
    
    24. Blum. P. 272: Robespierre's last speech, on 8 thermidor, took place before the Convention, where he had not appeared since 24 prairial.
    
    25. Blum. P. 274: This impassioned discourse described, for the last time, Robespierre's
    dynamic model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s a fusion in virtue.
    
    26. Blum. P. 273: "I know of only two parties," he continued, "that of the good citizens and that of the bad citizens;
    
    27. Blum. P. 273: patriotism is not a question of party but of the heart.
    
    28. Blum. P. 273: Who will make this distinction? Good sense and justice."
    
    29. Blum. P. 273: What am I saying, Virtue!
    
    30. Blum. P. 274: without which a great revolution is but a dazzling crime which
    destroys another crime.
    
    31. Blum. P. 274: Take away my conscience and I am the most miserable of men. [10: 554-56] 朱文此处照搬此注解，注为：同上, P.554-556
    
    
    
作者：8212361 提交日期：2010-07-26 08:41:22
    小女子?
    
    Old women?
作者：8212361 提交日期：2010-07-26 17:58:32
    刘禾
作者：8212361 提交日期：2010-08-30 21:1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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