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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绪盛的小纸片（转载） |
| 作者：三十年代 提交日期：2011-02-21 00:43:31 |
| 从双龙开始，我见这位先生很多年了，那时候我还在买文史书，一次150元包了一大堆书，他想挑，我不肯要他的钱，他选了若干册，我记得给了我100元还是多少？我忘记了。
现在知道了，那都是新文学。后来，我只知道他姓宗，不知道他的名字，直到这个周六，潘家园又碰见他，他说起找民国纸片，我问他是不是在写东西，他说初一到初六，他给北青报写了一个系列。 刚才吃喝完毕，上网搜，终于搜到了。 |
| 作者：三十年代 提交日期：2011-02-21 00:46:57 |
| 故宫文物 历历在册
2011/02/05 01:14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编者按◆ 又逢长假，餐桌上吃不尽的大鱼大肉，口舌间说不完的恭喜祝福。我们特意准备了一组“小菜”，帮您清一清肠胃，爽一爽眼目。 这组“小菜”是一堆纸片，一堆您从未见过的、陈旧得发黄的旧日纸片，有书、照片、地图、画像、电报、邀请函、任命书……您可别小瞧这些纸片，它们现在的市场价格您可以闭上眼睛去想象，有一些连国家级博物馆都欲得之而后快呢。 为得到这些“小纸片”，本文作者宗绪盛先生已花了20多年的工夫。我们从宗先生所藏中撷取精华，以时政为纲、时间为序，列凡六篇，涵辛亥革命、宣统皇帝、故宫南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开国大典，陆续呈于您的面前。 今天已是兔年，而兔性最是敏感、警觉，现在让我们像兔子一样竖起耳朵，聆听这一张张小纸片深处的声音，一起发现那一段段精彩的前所未闻的历史故事。 |
| 作者：三十年代 提交日期：2011-02-21 00:47:54 |
| 故宫文物 历历在册
2011/02/05 01:14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2000年6月4日，笔者在双龙旧货市场购得了一堆有关民国时期故宫的“纸片子”，其中夹杂着一张张民国二十三年（1934）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存沪文物典收清册》。经过近一个星期的逐页整理、逐字核对和查找史料，共整理出油印本《点收清册》十七册。笔者也由此对故宫文物从北平南迁后进行的这次全面“点收”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虎视华北，故宫文物面临燃眉之危。鉴于1860年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的历史教训，为避免国宝落入敌手或毁于战火，时任故宫院长的易培基先生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将故宫文物转移到南方安全地带。行政院力排众议，批准故宫文物南迁，由此便开始了故宫“国宝”南迁、西移、东归、北运和迁台的大迁徙。 自1933年2月到1949年元月，历时16年,铸就了中国文物保护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尽管有让国宝今天分在两岸的历史遗憾，但无论如何，国宝南迁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时间如此之长、数量如此之大、困难如此之巨的搬迁，国宝却分毫未损，这是老一辈“故宫人”的不朽贡献和伟大壮举。 ■故宫文物秘密南迁 新任院长全面点查 1933年2月至5月，故宫文物分5批从北平秘密运往上海。运输前，故宫博物院向行政院和地方军政长官发出密电，请沿途保护。路线避开天津，绕道南下，以免遭日军袭击。列车全部是铁皮车，车顶四周均架起机枪，车两旁逐段有马队随车，每到一站，地方官派人上车交差。重要关口，车内熄灯。 南迁文物总计13427箱又64包。随故宫文物一同运沪的，还有古物陈列所5414箱，颐和园640箱又8包3件，国子监11箱。 1936年，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建成后，南迁文物又分五批从上海运往南京。当然，南京也并非国宝的安身之所，不足一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南迁国宝还要再分三路向大后方迁移，遭受了更加颠沛流离的命运，这是后话了。 笔者所收藏的这十七册“存沪文物点收清册”，是1934年，马衡先生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后，对南迁古物进行全面盘点的“见证”。 马衡（1881-1955），著名的金石考古学家， 1933年7月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1934年4月任院长直至1952年，历时18年。如果从1924年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参与点查清宫物品算起，马衡先生在故宫工作近30年，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故宫。他主持国宝南迁和对故宫的保护无疑是最值得书写的一页。 面对南迁来的数以万计的文物，面对着复杂的形势，马衡先生认为，文物“不经切实整理，无从议及保管问题”。而点查不能全面完成，故宫前任院长易培基盗宝案的真相终不能大白于社会。为此，他对南迁13427箱又64包古物进行了全面盘点。对每一箱、每一包文物，逐一查验，编号说明，并编印“存沪文物点收清册”存档。整个点收，从1934年开始，直到1937年6月才全部完成，历时三年，超过原定的一年期限两年。 ■文物点收规矩森严 查验结果汇编成册 从笔者收藏的这些“清册”可以看出，点收是严格按照故宫第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决议办理的： 一、点收分组项目交由教育部派监盘委员与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主任商定，但必须监盘委员在场实行严密监视； 二、为增进效率，免除重装时损坏的危险，故宫博物院应加雇专门的装箱人才； 三、一切检查物品均应详细登记，凡有疑问者，均应注明待审查字样； 四、所有字画应在该件之适当地位加盖印章由教育部颁发，以重信守。其它贵重之件随时摄影备案。 所以，每一份点收清册末尾都有时任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和监盘委员舒楚石的亲自签名和盖章。每一页骑缝处都加盖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章”和“监点委员之印”。 欧阳道达和舒楚石是“点收清册”上见到的两个主要的名字。他们具体组织了点收工作，为保护故宫文物做了很大贡献，应该被人们记住。 欧阳道达（1892-1976）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北京大学讲师。自1933年至1949年，从始至终直接参与组织了故宫国宝南迁、西移、东归、北运工作。1934年至1937年，欧阳道达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具体组织了对南迁古物的点收工作。1939年4月，马衡院长亲自指定欧阳道达担任北平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让他全面负责，将时存重庆的9331箱文物历经艰辛转移到了乐山安谷。欧阳道达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保管工作，文物无一受损、无一遗失。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日胜利勋章。解放后，欧阳道达继续留在故宫工作，1950年9月撰成长文《故宫文物避寇记》，后任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负责人、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副主任。 舒楚石，曾任南京古物保存所主任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此次点收，重新编制了文物的编号与箱号，并将每日点查结果进行汇集整理，定名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存沪文物点收清册》。之后，油印装订成册，成为故宫南迁文物最完整的著录。 ■点收清册编纂翔实 历代珍宝琳琅满目 笔者收藏的“点收清册”中，比较完整的主要有： 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册。为新编“沪字”第六十三箱至七十七箱，共计十五箱二百七十余件。所装为明清瓷器、玉器。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册。为新编“沪字”第七百五十八箱，装有书画四十八卷。如“赵孟頫书前后赤壁赋”、“唐寅折枝花卉”、“文徵明书四体千字文”、“倪瓒水竹居图”等。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一册。为新编“沪字”第八三七箱至八四O箱，共计四箱，装有宋元明清的瓷器九十件。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一册。为新编“沪字”第八百四十一箱至八百四十三箱，共计三箱，装有明清瓷器五十余件。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一册。为新编“沪字”第八百四十八箱至八百四十九箱，共计两箱，装有宋元瓷器四十余件。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一册。为新编“沪字”第八五零箱至八五四箱，共计五箱，装有瓷器一百二十余件。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十一日一册。为新编“沪字”第一一四九箱至一一九五箱，共计两箱，装有明朝瓷器五十三件。 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一册。为新编”寓字”第一七八二箱至一八零八箱，共计二十七箱，装有汉满文玉牒、军机内阁大库档案、大清高宗汉文满文圣训等清代文书几百函本。 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一册。为新编“寓字”三六七七箱，共计一箱，装有“乾隆宸翰玉章”等各类“宝章”二百一十五方。 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九日一册。为新编“公字”第二九二五箱至二九六二箱，共计三十八箱，装有乐器、钟表、盆景等四十一件。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日一册。为新编“公字”第四五五一箱至四五八七箱，共计三十七箱，装有瓷器、玉器、铜器、书画、黑墨等约四百件。 新编“公字”第一九八三箱至二零二六箱一册。记载年月日的该册“封面”缺失，但从正文记载的箱数目录看，时间应在民国二十五年。该册共记载了四十四箱明清瓷器、珐琅器等。 ■文物造册巨细靡遗 凡有错失一一更正 下面可以具体看看点收清册是如何著录文物的。 “清册”除标明新编箱号外，还要分别注明原有箱号，并按照品名、件数、原点查号、分类号数、备考以及全箱总件数等逐项进行登记说明。 如，沪字第七十一箱登记如下：沪字第七十一箱（原编箱号F七八）品名：青花大瓷盘;件数：十四件：原点查号：律八四三：补号：20；分类号数：无；备考：点查报告作“一百零四件”，南迁清册已于F七十四箱律八四三20号下注明“报告注一百零四件现分八箱”，点查报告及南迁清册均作“大明青花大盘”。内五件口径三十一点六公分，高六公分；又四件口径三十四公分，高六点四公分（内一件口有伤）；又四件口径三十一点四公分，高五点六公分；又一件口径三十四点八公分。以上共计十四件。这里把文物装箱的变更情况、物品的破损情况也都一一说清。 从“清册”还可以看到，“点收”第一次对南迁文物做了认真的鉴定和详细具体的登记。当初这些文物自北京运出时，因时间紧迫，原来的清册上只记了文物的品名和件数，没有编造详细的清册。这次点收则按箱登记，逐一核对检验。铜器、玉器、牙器还要记明重量。瓷器还要标明颜色、尺寸（包括口径、底径、腹围、深度等）、款式，有无损伤。特别是字画，则更要说明质地、款识、尺寸、印章、品相等等，巨细靡遗。 就沪字第七百五十八箱所装书画之记载举例如下： “刘松年斗牛图，一卷。绢地，宝笈重编著录，无款，原籖作‘刘松年斗牛图真迹’。有伤补霉伤。纵二十八点一公分，横二百零八点六公分。引首纸地有乾隆御题，纵三十二点九公分，横九十九点四公分。带锦袱，破木匣，最后加盖‘教育部点验之章’一方”。 有说明不完整，名称不准确或有错别字的地方，清册还一一作了更正，并注明改动情况。如“沪字第七十七箱”的一件“双耳白玉墩”把“敦”字写成“墩”字，说明中的“口径”写成了“足径”，清册对此都一一作了改正，并在改动当页上方写明“改两字”，同时加盖欧阳道达和舒楚石两人的名章。 ■精选国宝以备展出 中国艺术轰动英伦 除“点收清册”以外，当年在双龙旧货市场，笔者还拣出、整理出三册《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提取存沪文物备作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览品清册》。它们依然是“油印本”，依然在每页的骑缝处加盖着“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章”和“监盘委员之印”的印章，依然在末尾有着欧阳道达和舒楚石的亲笔签名和名章。纸张、大小、样式也和“点收清册”基本一样，同样是这次全面“点收”的一部分，只不过是用于“备展”而已。 这三册共著录文物二十二箱。“备作展品清册”内容主要包括：展字第几箱、每件物品的原编箱号、品名、件数、原点查号、及备考。如该册“秘（展）字第六箱”所记，三月六日提取清代康雍乾三朝瓷器十件。每件还详细登记了口径、高矮、底径和腹径等。 又如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一册（封面缺失，从册内登记时间判断），主要为铜器。新编箱号为“展四至展一零箱”，共计六箱。目录后注：“总计共开十四箱，计提取铜器五十三件，分装展四至展一零箱”。该册与其它不同的是，除了详细登记了原编箱号、品名、件数、原点查号、提取月日外，还在备考中对五十三件铜器“名称”的重新审定情况、大小、重量以及南迁清册登记情况都做了记载。 重新审定是极其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对以往的错误加以更正。 如，展字第九十三箱所记“乾隆款红窑变瓶”，因“底均有雍正年制四字篆款 ”和“南迁清册注实系雍正款”，重新审定时就更正为“雍正款”并作出说明。 对一些一时拿不准的物品，也并不急于做出审定结论。如，展字第九十六箱的一件“哥窑瓷炉”，被定为“待审查”。并注明：“底有天福二楷字，带玉顶木盖，盖有伤口，微伤”，以及口径、通高、腹围大小等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故宫南迁文物的这次“点收”，是多么的细致、严谨和富有成效。它不仅全面摸清了南迁文物的“底数”，更为在之后十几年的颠沛流离中妥善保管打下了基础。 1935年6月，包括这二十二箱在内的共计八十箱包括青铜器、瓷器、字画等文物赴英国伦敦参加了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欧洲引起了轰动。 文物有情，人亦有情。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宝贵的“点收清册”和“展品清册”，是怎么流散岀来，到了收废品的手里；又是怎么到了地摊，成了旧货市场上的“文物”呢？ ■收藏故事 “捡漏”的欣喜和遗憾 那还是十来年前的事情。那时北京除了潘家园旧货市场外，在东四环南磨房乡北工大桥西边还有一个“双龙”旧货市场：地盘比潘家园大了很多，只不过卖的多是一些日用百货、家具电器、五金杂项，和古玩艺术品沾不上多少边，但也有一些卖旧书、卖古字画、旧瓷器和钟表相机等杂项老物件的摊位。价钱一般都比潘家园要便宜，并不时有“捡漏”的故事传来。所以，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在潘家园摆摊开店的，周六周日一早都先去那里“抓货”，然后再去潘家园摆摊开店。有一段时间，潘家园卖书的还都转移到了双龙。 因为有“宝”可寻，有“漏”可捡，笔者也就经常周六周日一早先去双龙，而后再去潘家园。两三年间，我先后在此捡了一些“漏”，也丢了一些“漏”。后来修东四环，建燕莎“奥特莱斯”商城，“双龙旧货”就由西向东搬到了京沈高速路边的王四营一带去了。 在“双龙”确实有收获和喜悦。就“民国文献史料”而言，也算得上是“大漏”，不妨说上两件： 一件是，花100元就收到了瞿秋白（史铁儿)1934年编辑并自作长序出版的毛边本《鲁迅杂感选集》；花200元收到了鲁迅在1935年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后编辑出版的绿呢缎书衣的两卷本《海上述林》。 另一件，就是本文所说的这些有关故宫的纸片子了。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在双龙“丢”的“漏”也真不少，至今让我念念不忘的有两件事：一件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的“修改稿”。厚厚一大摞，有二三百页稿纸。钢笔誊写，字迹工整。四周写满了“皇帝”修改的字迹。书贩虽是一熟脸，但少于二千元不卖——超过了笔者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几番讨价，终未买成。现在想想，那可是“皇上”的东西啊，能在地摊上碰上容易吗？ 另一件是赵朴初先生的信札等“纸片子”。2000年五月，朴老去世后一个多星期，双龙地摊就见了“东西”——一大堆的信札、批件、书刊、便笺等等。有毛笔写的、钢笔写的、铅笔写的；有卖几元、十几元一份的，也有几十元、百十元一份的；最贵的毛笔写的也不过一二百元。还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更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眼拙”以及不懂“市场”，我只挑了自认为有史料价值的十几份信札便笺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朴老阅读过并写有批语的十来册中共中央关于苏共中央的“九评”小册子，而没有听从书贩的意见以3000元“包圆”。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就是觉得自己怎么就那么的“没文化”？！如今，朴老的这些“纸片子”已是成千上万一份了，还不一定能见着！ 收藏就是这样，既有发现的欣喜和激动，也总是充满了遗憾和错失。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 ■文并供图/宗绪盛 ■故宫国宝被一一装箱南迁文物总计13427箱又64包 ■供图/小小 ■明日敬请关注本系列之四 《浴血抗战 泣血境遇》 |
| 作者：三十年代 提交日期：2011-02-21 00:48:27 |
| 浴血抗战 泣血境遇
2011/02/06 00:47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文/宗绪盛 发生于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的“四行仓库保卫战”，至今已有74年了。长期以来，八百壮士奋勇抗敌的故事及他们的命运一直令国人关注。2010年12月，“八百壮士”的最后幸存者杨养正先生病逝的消息成为媒体关注热点。人们关注他们，关注领导这场保卫战的国民革命军第9集团军88师262旅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少校团副管志标、少校营长杨瑞符等。 多年来，在我收藏的民国“纸片子”中，有不少反映抗战的地图、报纸、杂志和书籍。翻着看着，总能从中感受到那场战争的残酷和悲壮，总能感受到抗战胜利的艰难和意义。 ◆编者按◆ ■所谓八百人，谢团长虚报近半 从来半边天，小女子夜渡赠旗 藏品名：《气壮山河的八百孤军》 年代：1937年11月至12月间出版发行 规格：32开大小 出版者：上海抗战出版社 藏品说明： 书的版权页上没有具体的出版日期，但从书上的题记看，这是一位叫李宝英的人于1938年1月12日购于现象书局的。右图右上即为向八百壮士送旗的杨慧敏。 发生在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的“四行仓库保卫战”，至今已是70多年了。《气壮山河的八百孤军》可能是中国最早反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一本小书。 书的封面，上方至左边是用红色印刷的书名：《气壮山河的八百孤军》。正面是两幅黑白照片：下面一幅是高高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的四行仓库大楼；上面一幅是穿着军服、戴着钢盔的谢晋元团长的大头像。 书内共有两幅插图和52篇文章，每篇都很短，多的三四百字，一般只有一两百字，最少的一篇《国旗飘展太阳旗逊色》，只有50个字，但都十分生动感人。 如第一篇《为民族求生存为军人争人格》，收入谢晋元团长写给人们信，信中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卫国保土，职责所在。洒最后一滴血，必与倭寇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人周旋到底”。此外，还有杨瑞符营长“剩一兵一卒誓为中华民族求生存”的题字。 其他文章，如《八百壮士气壮山河死守闸北一片余土》、《愿洒最后一滴血收取敌人重大代价》、《胸配标志以示决死》、《三枪毙敌五人》、《六楼跃下与敌拼命》、《敌军三度进攻仍遭击退》、《暴敌强残矣束手无策》等，都表现了他们誓死抗战的决心和勇气。 书的扉页背面是两幅照片、两份题词和一个人物速写。两幅照片，一幅是第四十一号女童军杨慧敏的签名照、自画像和其题字“以大中国的国旗来献给我们闸北的孤军”。四行仓库保卫战杨曾勇敢请缨，冒着冷枪流弹，将国旗系在颈上，深夜时分跃入冰冷的苏州河，将崭新的国旗献给四行仓库八百孤军。 27日凌晨，杨慧敏听到枪声便沿苏州河行走。她发现英国士兵向仓库丢了一袋香菸，便问新垃圾桥头的英国士兵对岸发生了什么？英军回答四行仓库中有中国守军。于是，她要求附上她自己的纸条，不久后仓库传回纸条，说他们需要弹药与食物。杨惠敏向上海商会求助，不过对方并不相信。 战事打响，八百壮士的气概感动了上海人。10月28日晚，上海商会决定向守军送一面中国国旗。开战第二天，即10月27日下午,上海市商会“特献呈中华民国国旗一面，由本市第四十一号女童军设法送入，请其悬挂屋顶，以发扬我军为国牺牲之精神”。（见《市商会献旗高悬屋顶》一文）“当27日夕阳行将西下之际，我忠勇将士忽在屋顶上高揭国旗，随风招展，使四周太阳旗黯然无色，此情此景，令人感奋涕零”。（见《国旗飘展太阳旗逊色》一文）。 当杨慧敏将国旗送入四行仓库时，最高指挥官谢晋元亲自接旗。当杨慧敏问及守军的作战计划时，守军回答誓死保卫四行仓库。杨慧敏十分感动并向谢晋元索取所有守军的名册，并将其通告全国。为了迷惑日军同时又不使杨慧敏失望，谢晋元让人根据原524团的名册伪造了一份800人的名单，其实共423人。另据杨瑞符回忆，之前送出就医的伤员也被告知，若外界问起仓库中有多少守军时要回答有800人。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上海民众、外国友人纷纷对八百壮士给予行动的支持, “自二十八日起至三十日，前往新闸路一带瞻仰我英勇孤军之中外人士，不下数十万人，莫不挥帽举手向我军标示敬意。更有手拿面包、牛奶、罐头食物佇立路旁以俟机投递我军”。（见《大陆堆栈亦复高悬国旗》一文）仅十月三十日一天，上海慰劳委员会就收到了德国水兵、英美商人赠送的现金和物品；收到了许多单位和个人或几十元或几百元不等的捐款。 10月29日廖仲恺先生的夫人、救国会理事何香凝女士更是发来言语真挚、感人至深的慰问信。廖夫人说：“谢团长并转亲爱的八百勇士们，我在报上看见你们英勇豪壮的气概，使我感动得流泪。但是等我跑到桥边，却又不能通过，只有向对岸注视，遥寄我满腔虔敬亲爱之忱。你们每一个人，都已充满了孙总理和廖总代表的革命精神、牺牲精神，不论是成功或成仁，都可以俯仰无愧了。殉国的将士，将因为你们而愈伟大；前线的将士，将因为你们而愈英勇；全国同胞，将因为你们而愈加团结；国际人士，也将因为你们而愈能主张正义了。我已设法送给你们些救伤品和食品，聊表心意。盼望你们奋战苦斗，牺牲到底，专此致敬抗敌敬礼”。 所有这些，都给予了八百壮士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使“孤军不孤”，勇气倍增。对社会各界的声援，时任88师（八百壮士所属部队）师长的孙元良将军（著名演员秦汉的父亲）专门致函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先生表示感谢。 藏品名：《气壮山河的八百孤军》 年代：1937年11月至12月间出版发行 规格：32开大小 出版者：上海抗战出版社 藏品说明： 正面是两幅照片、两份题词和谢晋元团长的一幅速写头像。 两幅照片，一是谢晋元和夫人凌维城、妻妹凌维娜等人的合影，照片为其亲戚刘永康赠与本书；一是“同在孤垒抗敌之董家铁机枪连长”身着西服的半身像。两幅题词，一是谢晋元10月28日下午16时题写的“吾人抱定最后决心，与倭寇周旋到底。军人看重实干……由此唤醒同胞”；一个是黄家钦题写的“好男儿应战死沙场，不要病死床上”。 ■壮士被囚，出师未捷身先死 英雄遭害，长使国人泪满襟 1937年11月1日2时，奉“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命，谢晋元带领376人分批通过新垃圾桥从四行仓库撤离至英租界，四行仓库保卫战至此结束。四天四夜，在敌人飞机、枪炮、舰船的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下，“八百壮士”以其流尽最后一滴血、打光最后一颗子弹的气概和勇猛，毙敌百余名（一说毙敌两百余人，伤敌无数），我壮士亦有十余人殉难。弹丸之地四行仓库上演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成为中国“8.13”淞沪抗战中最为豪壮的场景。之后，蒋介石授予谢晋元与杨瑞符青天白日勋章，所有参战人员晋升一级军衔。 “八百壮士”撤出四行仓库后，随即宣布与第88师汇合，但马上被租界内的英军没收武器并限制自由。这是因为日军威胁如果让他们离开就要入侵租界。他们被送至公共租界西部意大利防区的胶州路进行隔离，从此在租界内度过了将近四年的黑暗的羁困。 后来日本方面声称允许释放这些士兵，但条件是解除武装并以难民的身份离开上海。谢晋元拒绝了这些条件，并于其后多次拒绝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汪精卫政权的劝降。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日军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并俘获了这些士兵。他们分别被遣送至杭州、孝陵卫及光华门（南京）做苦役，一部分留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拘押，甚至还有几十人被送往太平洋小岛做苦工，遭遇催人泪下。 谢团长之死更是让人欲哭无泪。1941年4月24日凌晨5时，已被汪伪政权收买的郝鼎诚等四名士兵，突然拔刀向谢晋元刺去。谢晋元头、胸部连中数刀，重伤倒地，流血至黄昏，不治身亡，时年仅37岁。噩耗传出，上海共有三万余人参加了葬礼，三天内前往孤军营吊唁者达十余万人（另有人称二十五万和三十万人）。各地报刊为追悼谢将军出了特刊。国民政府给予谢晋元极高评价，通电表彰，追赠其为陆军步兵少将。 ■总计四五十万字 原稿秘密存放 选编百六十一篇 出版历尽艰辛 藏品名：《谢晋元日记钞-谢故团长遗著》 年代：民国三十四年十月（1945年10月） 作者：谢晋元 出版者：上海正言出版社 藏品说明： 书的文字由正言出版社负责人、翻译家朱雯整理；书名由曾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的蒋伯诚题写，蒋时任国民党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解放后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吴绍澍先生为该书写了“序言”。 朱雯所写的“跋”十分清楚地介绍了日记的内容和出版经过，照录如下：“谢晋元先生于民国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孤军营遇害。入殓之日，全市民众前往瞻仰遗容者，达十余万人，对这位民族英雄，表示着最大的哀悼与崇敬。这些日记是在谢故团长遗物中捡得，记载时间系自二十七年（即1938年）元旦起直至遇害前二日止（即1941年4月22日）。所记全属孤军营内日常生活状况，其愤慨激昂之情，常溢于字里行间。其时吴绍澍先生就有将它印行的意思，要我编选。于是先行阅看选择，请人抄录然后再细细编校。全文共有四五十万字，所以这编选工作也费了不少时日。完成之后又录副本。用邮寄及携带两种办法，通过敌伪的封锁线，到达了安徽屯溪（注：出版社所在地）。因为敌伪检查时苟有一种被扣，则还有副本可以补救。其后本人因工作关系将稿带到张渚，适逢张渚遭敌人‘扫荡’，该稿遂与公私物件同付一炬。幸而原稿存在上海。当时敌伪威胁无所不至，谢故团长日记及许多重要文件，给藏在一个极秘密的地方。此次敌人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我们要印行谢故团长日记的计划，始克实现。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又重新编选了一次。因为要赶在十月二十六日公祭谢先生之前，印行问世，便见得十分匆忙了。谢故团长在四行仓库的英勇抗战，是过去八年抗战中可歌可泣的事迹之一，那不但是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更在抗战初期为全国军人树立了不朽的楷模。现在抗战结束，全国上下正注意于民族英雄的褒扬，则个人事务虽忙，也乐于日以继夜再行细读谢先生的日记，将它又一次选编出来，使全国人士有一读的机会”（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要补充的是，在谢晋元部队进入孤军营的第一天， 商务印书馆门市部主任顾祖荫先生前往拜访，除给谢部官兵每人一套《步兵操典》和笔墨纸砚外，单独赠给谢团长一个精美的日记本。对此谢在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第一篇日记中做了记载：“这本日记，由商务印书馆顾祖荫君最近送来，故由本日起，改在此本写日记。以往的在另一本英文练习簿上，且尽它放置再说”。 《谢晋元日记钞》共编选了161篇日记，记载了谢晋元团长近四年在孤军营的日常生存情况和心路历程。对此，吴绍澍在“序言”中作了总结：谢晋元团长“奉命退驻租界，建孤军营于胶州路公园。部勒麾下，一如战时。暇则课以操作，售其所得，以供饷糈。其志气之忠勇，生活之艰苦，即外邦人士亦无不啧啧称道……与之论世界大势及救国之道，侃侃而谈，切中时弊……生前所为日记三册，备载比年来困居孤军营之生活。爱国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而其驭下以明，律己以严，尤堪为军人模范。片羽吉光，弥足珍贵”。 如在1939年8月11日的日记中，谢晋元写下“五时半举行精神升旗典礼”后，他向大家讲了如下的话：“吾人应以个人生命，贡献于国家民族，只有国家民族之自由，而无个人之自由。只有国家民族之生命，而无个人之生命。其次为生死意义，应当死则死，如果当死去偷生，实为妄生。继言抗战前途，光明日益在望。最后胜利当有绝对把握。再言去年今日，为了悬挂国旗，吾同志曾有一百多人流血，并死难同志四名。此血当不会白流，总有一日，必有十百倍代价之事实。望大家刻骨铭心，永记勿忘。” ■胜利周年，特刊激情依旧 将星各异，河山热血曾经 藏品名：《中央日报》、《七七抗战纪念特刊》 年代：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七日（1946年7月7日） 规格：八开大小，每本32页 藏品说明： “七七纪念特刊”的封面，是一幅蓝色套印的木版画，乾隆题款的“卢沟晓月碑亭”占据了几乎整个封面。“七七抗战纪念特刊”八个蓝色大字，十分醒目。 “胜利周年日纪念特刊”的封面，也是木版画。红色的封面因年代的久远已变成暗褐色。一只大手紧握的火炬冒出长长火焰，连接着象征胜利的、大大的英文 “v”字，以及“胜利周年日纪念特刊”九个大字。右图即为“胜利特刊”日本签降页。 两份特刊都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在1945年9月自陪都重庆返回南京一年后，编印出版的“纪念特刊”。一份，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七日，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七七”纪念日出版的《七七抗战纪念特刊》；另一份，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三日，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九三”胜利日出版的《胜利周年日纪念特刊》。 “七七纪念特刊”按时间顺序，用36幅照片回顾了八年抗战的历程，“为殉难军民志哀，向抗战军民致敬”。这其中，包括 “抗战发源地卢沟桥”，蒋委员长 “庐山广播”， “八一三上海血战”，“八百壮士奋守四行仓库”和“陪都各界公祭谢晋元烈士”， “台儿庄大捷”，“湘北大捷”和“长沙保卫战”，“出钱劳军运动”，蒋主席出席开罗会议，蒋委员长夫妇访问印度，“远征军在缅甸”等。 “胜利周年日纪念特刊”刊载了18幅照片，报道了“去年胜利日陪都祝捷”和“日本签降万众欢腾”的情景，主要有：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代表联合国在东京湾密苏里舰上接受日本投降的“日本签降”，陪都重庆军民举行盛大集会游行，蒋主席亲临会场，蒋主席身着戎装在南京拜谒中山陵情景的“胜利还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接受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呈递降书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等。 “胜利周年日纪念特刊”在《叱咤风云录》一文中，还对何应钦等十九位各战区受降国民党将军的简历、战功作了介绍。计有：何应钦、胡宗南、阎锡山、顾祝同、李宗仁、刘峙、孙蔚如、余汉谋、薛岳、李品仙、孙连仲、李延年、傅作义、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陈仪、徐永昌。 然而，三年后，这十九名声名显赫的抗日将领，大都败在了解放军的手下，走上了不同的命运之路。傅作义率部起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何应钦、胡宗南、阎锡山、顾祝同、余汉谋、薛岳、李品仙、孙连仲、李延年、汤恩伯和徐永昌，跟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岛上。张发奎辞职定居香港，终老至死。刘峙败走印尼教书后于1953年去了台湾。王耀武于济南战役后化装潜逃被俘，后为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专员。陈仪1949年尝试策划关系密切的汤恩伯投降共产党，被汤告密，1950年4月押解台湾，5月19日被判死刑，6月18日被枪决。 ◆收藏故事 时代不同 感动依旧 《气壮山河的八百孤军》是笔者2000年11月，在北京双龙旧货市场地摊上，花了十五元钱买来的，阅后在“购书提要”中写下“感动、感慨、感叹”六个字。《谢晋元日记钞-谢故团长遗著》则是笔者高价收藏的。 《中央日报》这两本“纪念特刊”，十几年前来自潘家园的地摊，两本不过二十元钱。今天，这样的“抗日文献”，一本恐怕就要一两千元。但是，如果退回到“文革”，拥有这样的“反革命书刊”，那就是“现行反革命”，就会被游街挨斗，甚至被判刑坐牢。两厢对比，感慨万千：时代真是不同了。 ■供图/宗绪盛（除署名外） ■八百壮士守卫四行仓库 ■供图/凡夫 ■明日敬请关注本系列之五革命往事篇《太行山村 红色记忆》 |
| 作者：三十年代 提交日期：2011-02-21 00:49:10 |
| 太行山村 红色记忆
2011/02/07 08:54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编者按◆ 这四张巴掌大的破旧“纸片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东南太行山区根据地的一个小村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所收到的县里、区里等上级政府和部门的“通知”、“指示”、“命令”等等。 这个小山村，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德珩村。平顺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上党地区，现属长治地区。平顺县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山连山，沟连沟，山是石头山，沟是乱石沟”，山梁交错，沟壑纵横，太行山在平顺县绵延92公里。抗日战争时期，平顺凭借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复杂的地形地貌，成为华北地区唯一没有被日军占领的县。 朱德、刘伯承、邓小平、徐海东、黄克诚、何长工、李雪峰等人都曾在平顺战斗生活过。八路军总指挥部后勤部、八路军总医院、兵工厂、太行军区被服厂、一二九师医院、太行行署、太南区党政军机关等等，长期驻扎平顺，它是“八路军始终的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当时的德珩村是平顺县几百个村庄中的一个，是太行山深处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一百多人口的小村庄。然而，从1940年5月至1949年10月，这个小村庄至少收到了600多份上级发来的“文件”及“工作”部署，平均一年是六十多份，一个月是五六份。所有事项，都是上级下达的必须按时完成的“实事”。这让人不得不感叹：这个小村庄，这些“根据地”的老乡们，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做了多少贡献！ 本文所介绍的，只是600多份这样的“纸片子”中的四张而已。 ■支援前线刻不容缓 一纸命令干脆利落 紧急命令 时间：1942年12月28日 内容：调石匠与土工。草纸，毛笔书写，约小32开大。 全文：“德珩村长、政主任：奉县府命令，为了有关军需与支援前线，茲决定你村给军工部动员石匠1名，土工4名。成分上，要求是翻身农民，在政治上可靠，能保守秘密。时间两个月不换（地址是长治)。在工资上，石匠每日小米13斤，土工每日（小)米10斤。另一方面，也帮助解决翻身农民冬季找不岀生产门路的困难。希接令后迅速动员（就）。石匠自带（写作”卌“，下同）工具、行李。土工光带（卌）被子行李，并每人带（卌）干粮两天，于本月卅日一早来区集中，卅一日下午到县。事关军需，一定按时完成任务为要。此令。 区长：陈士贤；区委：岳培瑄。”（钤长5厘米宽3厘米朱印一方,字已模糊，难以辨认）。 这份“紧急命令”下达于1942年，时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候。从年初开始，日寇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的“大扫荡”，八路军与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那年5月，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麻田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可见当时战争的激烈残酷。正是在这种战争形势下，德珩村接到了区领导关于速调石匠、土工5名支援前线的“紧急命令”。 “紧急命令”正文共178个字，任务明确，态度坚决，有着鲜明的“战争文书”的特点。 短短的一纸“命令”，一张发了黄的巴掌大的小“纸片子”，仿佛让我们来到了当年的小山村。可以看见村长在夜幕下奔走在各家各户落实着区长的“命令”；看见将要出发的石匠、土工打好了行李，带上了工具和干粮，在村长带领下，在乡亲们的护送下走岀了小村庄，到区里，到县里，到前线。我不知道这五个石匠、土工是谁，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们。 区长陈士贤、区委岳培瑄的有关资料，我一直没有找到。但他们这一纸“紧急命令”让人佩服。与现在的“公文”相比，它没有“穿衣戴帽”，没有官话套话，没有东拉西扯的废话，直截了当。 ■美军代表或将莅临 全村动员洒扫迎接 通知 时间：1945年1月25日 内容：迎接美国军事代表团。草纸，油印，约32开 全文：“赵文魁同志：我告知你一件大事情，美国军事代表团已由延安抵达咱们太行根据地，这充分说明国际对我们关系更加密切。据说国际友人有可能来咱平顺县各地参观。我们为了欢迎他们，可作以下准备工作： 一、你负责通知你村干部开展群众性的清洁卫生运动，打扫街道，整理内室，给国际友人一个好影响。并动员男女群众每日洗脸。 二、村公所、学校、合作社一律涂写新的欢迎国际友人标语（你们自己拟定），写时要写干净整齐。 三、国际友人路过村子，要组织群众欢迎欢送。沿途招待外，德珩村（恐有误，似应为代表团）要路过纺坡村，德珩村可派人预先通知纺坡村作准备。各村都要这样办。这一工作希你很好进行吧。”此致，敬礼。 郝钦。（盖章）1.25。 通知是写给赵文魁的。全文除了“赵文魁”、你村的“你”、“德珩”村、“纺坡村”几处为毛笔填写外，其余为油印。由此可知，通知不仅仅是发给德珩村一个村子的。赵文魁是什么人没有说，或许是当时的德珩村村长。 《通知》所说，的确是一件“大事情”。德珩这个小山村也“历史必然”地参与了这个“大事情”。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即将结束。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提出派“美军代表团”到延安等地考察。蒋介石勉强同意，但蒋觉得“团”的规格太高，要求改为“视察组”。中共拒绝了这种通常上级对下级的称谓。后经三方协商，定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即通常所说的“美军观察组”，也就是通知开头提到的“美国军事代表团”。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分两批共18人飞赴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热烈欢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交谈和宴请。叶剑英、彭德怀、罗瑞卿、聂荣臻、林彪、贺龙、陈毅、林伯渠、杨秀峰等军政领导分别向观察组介绍了八路军、根据地作战训练和建设情况。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审稿时亲自加上去的。社论指出，美军观察组战友们来到延安，“这是中国抗日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 抗战结束后，观察组成员陆续离开延安。内战爆发至1947年4月，驻延安的美方军事人员全部撤走。 《通知》表明，“从上到下”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多么重视；而且，很多做法又和我们今天以及过去曾有的接待外国人的做法，多么的相像。 一是要“开展群众性的清洁卫生运动”：要搞好环境和家庭卫生，“打扫街道，整理内室”；要搞好个人卫生，“动员男女群众每日洗脸”；要用清洁的环境和干净的形象来欢迎美国“友人”，“给国际友人一个好影响”。 二是要涂写新的标语。所有的单位包括“村公所、学校、合作社一律涂写新的欢迎国际友人标语”，具体写什么，可以自行拟定，当然主要应是欢迎一类的话，但“要写干净整齐”。 三是要夹道迎送。“国际友人路过村子要组织群众欢迎欢送”，同时要搞好沿途各村参观的衔接。德珩村招待完要派人预先通知下一个村作准备。 “通知”没说吃饭、住宿、汇报、参观等事项，想必陪同者和村里也是会有安排的。 ■日本投降战火未熄 技术能人赶制武器 紧急命令 时间：1945年9月4日 内容：速调你村工人赵俊福同志。草纸，钢笔书写。约80字，纸片巴掌大小。 全文：“德珩村长：奉县指挥部命令，为了供给前线军火，日夜加（紧）制造手留蛋（手榴弹），决定调你村赵俊福同志，马上自带被褥到县报到。此人或再（在）前方参战或在亲戚家，马上派专人把此人叫回来，速速赴县为要。此令”。 区长：郝钦（签名、盖章钤印） 这张仅有80字的小小“纸片子”，却给了我们大量的“信息”和一个个“故事”。 故事一：1945年9月4日的头两天，即郝钦区长发岀“紧急命令”之前的9月2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一天，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而在赥钦区长发岀“紧急命令”后的第五天，即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抗日战争至此正式结束。 故事二：1945年9月4日，即赥钦区长发岀“紧急命令”时，战争依然在太行山区根据地进行着。这是因为，虽然在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方的军事行动尚未停止，根据地的军民也还在继续战斗着，前线需要大量的军火，尤其是需要有很大杀伤力的“手留蛋”，所以要“日夜加紧制造”。 故事三：德珩村有个能造“蛋”的“技术人才”赵俊福。当此急需军火之时，县指挥部“命令”，不论“此人或在前方参战，或在亲戚家”都要“马上派专人把此人叫回来”，“马上带上被褥”，“速速赴县为要”。其时，八路军兵工厂就建在平顺县。赵俊福后来是否接到了命令，是否去了县里，是否为造“蛋”做岀了贡献，那就不得而知了。只是五天之后，日本正式向中国投降，抗日战争正式结束了，但没有多久，内战又爆发了。“重庆谈判”期间的“上党战役”就发生在平顺所在的那个地区。“赵俊福”们会继续把“蛋”造下去，直至新中国的到来。 这张“纸片子”虽然破旧，字迹也已模糊，但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紧急”和“正式”。在“紧急命令”的后面，依次写明：“战字X号”；时间“1945.9.4” ；标题：“速调你村工人赵俊福同志”。正文下方，区长郝钦除亲自签名外，并加盖私人名章。“命令”正中盖有红色“官防“大印”，几乎占了五分之一的地方。其“公文格式”的规范正规，令我这个几十年的“老机关”自叹弗如。 ■星夜购油供给前线 如有闪失军法处置 紧急命令 时间：1947年3月15日夜8时 内容：立即代购吃油（即食用油）160斤以供军用。草纸，油印，三十二开大小。这是由“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平顺县指挥部”发出的一份紧急命令。 全文：各区村指挥部:（左旁有钢笔书写的“德珩”二字）奉上级急电，命令我县星夜代购吃油一部，以供前线急需。兹决定你村星夜代购吃油160斤。由各区村自备家具将油装起，于明日一早（本月十六日早上）全部集中区公所。家具、绳索、担子不动，听后（候）调用。价格以当地市价为准，不得提高。以后由县统一发价。各村将油送到区公所后，由区指挥所开给收据，并将油桶、担子登记编号，以免闹乱。以上各项，仰各级指挥部接令后立即进行。倘有疏忽，到期不能完成任务，以军法论罪，为要。此令！ 总指挥：贾孝敏；副指挥：张标；政委：张平 “紧急命令”上方钤有“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平顺县指挥部”长圆红印一枚，字迹虽已模糊但仍可辨出。印章的个头不小，长7.5厘米，宽5厘米。从其他的“纸片子”上可以知道，总指挥贾孝敏就是平顺县当时的县长。 这份紧急命令，战时特点十分突出。 一是时间紧急，任务繁重。这是一份县指挥部“奉上级急电”而下发的“紧急命令”，为显示其“紧急”，特在“紧急命令”四字下面加了“着重号”。它是由县指挥部直接发给各区村指挥部的，而不是像以往先发到区，再由区发到村。时间上，非常急迫，从命令发出到“集中区公所”，也大约只有10个小时左右。要知道，县里油印“命令”的时间是“夜8时”，德珩村距县里至少有百十里路，村里收到“命令”的时间，怎么也得两三个小时以后。而对于一个大山深处、只有20多户的小山村来说，经过八年极其艰苦的抗战后，160斤的“吃油”数量是不少的，而且油款暂时无钱支付，“以后由县统一发价”。 二是要求严格，限期完成。为了强调此事的紧急与重要，“紧急命令”是由县指挥部总指挥、副指挥和政委三人联合签发。在结尾的“此令”行文时，专门使用了“惊叹号”。这些在德珩村六七百张的“红色纸片子”中是极少见的。特别是“紧急命令”最后所说的“以上各项仰各级指挥部接令后立即进行。倘有疏忽，到期完成不了任务，以军法论罪”的说法，更是让人感到事情的重大和紧迫。 ■收藏故事 走访那个纸上的山村 如果把我收藏的有关德珩村的六百多份“纸片子”和它们传达的故事编辑、连接起来，将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民政、司法、安全、外交的方方面面。那不是一篇小文章所能包括的，而是一本厚厚的大书。 而这六百多张“纸片子”，也只是笔者从旧货市场地摊上捡“漏”捡来的，绝非是它的全部。在北京某拍卖公司2008年古籍文献拍卖会上，就曾出现过六份类似的“平顺县政府资料”。 这些德珩村的“纸片子”，是怎么得来的呢？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周末，像往常一样，天还没亮、我便早早来到潘家园旧货市场，直奔东南角的旧书摊。在摇来晃去的手电光下，寻找着自己的“最爱”。 如此这般乐此不疲的找寻民国书刊和“纸片子”，转眼已有近二十年的光景了。那次，“纸片子”字里行间蹦岀来的“命令”、“指示”、“军鞋”、“逃兵”、“担架”、“挑夫”、“手留蛋” “自带干粮”、“不得有误”等等，以及县长、区长的签名和大红的印章，让我感到不同寻常。在得知已经有人嫌价高，只挑走了其中的几张后，我一反常态完全没有还价便全部买了下来。 为了探寻这些“纸片子”的来龙去脉，也为了将来把这全部六百余张“纸片子”写成一本《红色小山村的记忆》，更为了亲眼见一见这个小山村和村里的人们，2010年10月国庆“黄金周”期间，笔者实地走访了德珩村。 从北京出发，经太原到长治，再行车40余公里，便来到了晋冀豫三省交界的平顺县。在赵副县长和办公室马主任、档案局王局长的热情招待下，我惊讶地得知，平顺县没有“德珩村”。“怎么会呢”？我大声说道，“纸片子”可都清清楚楚写着平顺县德珩村。经过几位领导向党史办公室、地方志办公室、档案局和乡政府以及一些老同志了解，得知在该县的阳高乡有个“德和村”，不知是不是我要找的“德珩村”？ 既然如此，只有前往一探究竟。在爬过两座崎岖不平的高山、穿过一段壮观秀丽的峡谷后，我们找到了距县城近百公里、坐落在半山腰上的“德和村”。 听了村支书赵进岗、村长赵增民和村里老人的介绍，我得知这里正是我要找的“德珩村”。原来，“德珩村”是抗战初期建立根据地时，由原来的“空中村”、“西坡村”、“珩堂村”三村合并而成，其村公所设在了“珩堂村”。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中，“德珩村”又重新一分为三。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珩堂村”改成今天的“德和村”。 在之后的短短两天时间，我查找了能找到的平顺县志和有关材料，采访了能采访到的有关人员。令人高兴的是，在村里，我找到了文中提到的、“能造蛋”的“赵俊福”——现任村长赵增民正是赵俊福的侄子！如果赵俊福还在世，现在应该94岁了。由于时间的久远，赵增民只知道赵俊福是个手巧的木匠。赵俊福的儿子也住在这个村，遗憾的是当天他不在。 阳高乡和“德珩村”没有乡志、村史，上面四张“纸片子”中涉及到县长、区长、村长和其他人，我一个都没有找到。只盼着将来在写《红色小山村的记忆》这本书时能找到他们，给德珩村一个交代，更给历史一个交代。 在村里，我还采访到两位“革命老人”。他们是一对夫妇，男的叫张凤枝，83岁，1947年入党，1947年至1949年，在 38旅113团1营3连当战士。张凤枝参加过攻打临汾、榆次、太谷等战斗，后右腿负伤残废，复员回乡，解放后在村里当过十几年支书和村长。女的叫张松香，82岁，1949年入党，是村里的妇救会主任。据老人们说，赵俊福就曾是村财经委的主任。当年日本鬼子在村下面的山沟里追剿129师的八路军，他们都见过。由于共产党员的身份1948年才在村里公开，加上这些老人们参加革命较晚、职务较低，没能提供更多的情况。 如果没有这些老人们，没有这些“纸片子”，那谁还会知道这个小山村，谁还会知道那过去发生的故事呢？ ■明日敬请关注本系列之六——开国大典篇 《历史时刻 原始记录》 ■文并供图/宗绪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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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时刻 原始记录
2011/02/08 00:03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供图/凡夫 又逢长假，餐桌上吃不尽的大鱼大肉，口舌间说不完的恭喜祝福。我们特意准备了一组“小菜”，帮您清一清肠胃，爽一爽眼目。 这组“小菜”是一堆纸片，一堆您从未见过的、陈旧得发黄的旧日纸片，有书、照片、地图、画像、电报、邀请函、任命书……您可别小瞧这些纸片，它们现在的市场价格您可以闭上眼睛去想象，有一些连国家级博物馆都欲得之而后快呢。 为得到这些“小纸片”，本文作者宗绪盛先生已花了20多年的工夫。我们从宗先生所藏中撷取精华，以时政为纲、时间为序，列凡六篇，涵辛亥革命、宣统皇帝、故宫南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开国大典，陆续呈于您的面前。 今天已是兔年，而兔性最是敏感、警觉，现在让我们像兔子一样竖起耳朵，聆听这一张张小纸片深处的声音，一起发现那一段段精彩的前所未闻的历史故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是一个开天辟地、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那一句响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的湖南韶山话，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 60多年过去了，当年能有幸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庆典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了；能有幸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时刻的人，恐怕更没有几人了，但见证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物证”还在。 笔者有幸收藏了见证这一时刻的四份“纸片子”：一是《观礼通知》，二是《观礼请笺》，三是《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四是《庆典程序》。每一份，都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都是一段历久弥真的记忆，都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历史。 ■文/宗绪盛 ■500余人登天安门城楼观开国大典？ 非也！应该不少于600人 藏品名：《观礼通知》 年代：1949年9月30日 规格：长28厘米，宽19.5l厘米 藏品说明：《观礼通知》是政协会议秘书处1949年9月30日发给参会代表的。《通知》使用的是专用公文，正中上方印有政协会徽，从左向右套红书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用牋”，正文竖行铅字打印。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共有662名代表，实有638名参加了会议。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委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1949年9月30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给所有参会代表发放了《观礼通知》，通知原文如下：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于十月一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前举行，特函通知，请务于下午三时前携带代表证至天安门楼上参加为荷。此致，代表。秘书处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钤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 《通知》非常明确告知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将于十月一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前”举行（那时天安门前还没有建成后来的“天安门广场”）；请各位代表在此之前携“代表证”至“天安门楼上”参加观礼。据《观礼通知》可以看出，全体政协代表都被邀参加了开国庆典，并全部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了观礼。 关于开国大典时，有多少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说法不一：有笼统的说有500余人的，也有确切的说共622人的。根据大会筹委会副主任周恩来在9月21日全体会议上报告，代表总额为662人，其中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21日实际到北平的638人。而在8天8次的全体会议上，每次会议人数都略有不同。参加9月30日最后一天大会、选举全国政协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时，有选举权并实际投票的就有576人。按照通知所说，新中国领导人和全部正式代表、候补代表以及特邀代表都登上了天安门参加了观礼。那么，500人和622人的说法也就显得不是十分准确，但相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的人员不会少于600人。 ■有代表证就可登楼观开国大典？ 非也！须同时出示请笺和代表证 藏品名：《观礼请笺》 年代：1949年9月30日 规格：长21.3厘米，宽10.7厘米 藏品说明：为竖行铅字打印的白纸条，由庆祝大会筹委会9月30日发出。笔者所藏的，是发给杨克煌先生的。 1949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为副主任；同日发布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口号30条。 《观礼请笺》的拥有者杨克煌先生（1908-1978），台湾彰化人，1929年加入台湾共产党。1931年被日本侵略者逮捕，1936年出狱。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参加台湾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与其妻子、二二八起义台中地区起义领袖、台湾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谢雪红转赴上海、香港，同年参与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9年当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同年与谢雪红等六人一起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担任了台盟参会的“联络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任台盟总部理事兼秘书长。1978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0岁。 《请笺》原文如下：“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谨定于十月一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及阅兵典礼。敬请台端届时光临（天安门楼上）参加。此致，杨克煌先生。敬烦携带请笺及人民政协代表证入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备委员会谨订。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请笺》是发给代表本人、“敬请台端”光临的“请笺”，显得非常正式；它是庆祝大会筹委会而非政协会议秘书处所发，显得更加郑重；政协《通知》要求参加观礼须携带代表证，《请笺》则要求代表证与《请笺》同时携带方能入场，显得更加周全；《请笺》同时告知，除举行中央政府庆祝大会，还要举行“阅兵典礼”，内容比《通知》则更加丰富。 今天，不知这样的《通知》和《请笺》还存世多少，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里是否还有收藏，不得而知。在2009年10月1日国庆六十周年中央电视台特别节目中，笔者曾向观众展示了这些弥足珍贵的“纸片子”。我们要感谢杨克煌先生或是其他把它保留下来的人，使我们可以见到这一开国盛典的历史“见证”。 ■开国大典下午三点整举行？ 存疑！或是下午三点零二分 藏品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程序》 年代：1949年9月30日 藏品说明： 笔者所藏的《庆典程序》，为竖行铅印，有三号字般大小。一行小字标明时间地点：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在北京天安门前。 1949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公布了开国大典典礼程序，共有七项：“一、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三、奏《义勇军进行曲》；四、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奏《义勇军进行曲》）；五、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六、阅兵（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检阅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下达阅兵命令3、进行分列式）；七、游行”。 《庆典程序》上列七项议程，与《人民日报》的报道基本相同。只是第四项“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奏《义勇军进行曲》，鸣礼炮”，与报道中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奏《义勇军进行曲》）”有所不同。 60年来，几乎所有的报道、文件和书籍都说，下午三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但在这份《典礼程序》第一项“一、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上，杨克煌先生写下“三时二分”。由此可知，他记录的开国大典开始时间为 “三时二分”！ 这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在庆典开始之前的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即于本日成立。林伯渠被选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 尔后才能赶往天安门城楼，时间安排十分紧张，稍有拖延，晚几分钟开始是完全可能的。只是由于中国人喜欢整数的原因，即使晚二分钟开始，也会按公布的时间报道。当然，这只是笔者的猜测分析而已。 ■开国大典历时三个小时？ 非也！应是二小时三十二分钟 藏品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年代：1949年9月30日 规格：长37厘米，宽26厘米 藏品说明：铅印，全文一页两面，竖行繁体700余字。其内容与当时的报道及后来的正式文件一字不差，只是经过60多年的岁月，纸张的颜色已经完全发黄，更显得弥足珍贵。 除“二、三”两项未加注具体时间外，杨克煌先生在庆典的其余五项议程进行时，都用钢笔在下面记下了它“实际真正”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让人十分惊讶。 其记载具体如下： 《典礼程序》记载的第二、三项是：“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三、奏《义勇军进行曲》。 这两项，杨克煌先生没有注明具体的时间。但从下面程序的记载中，可以推算出来。 “四、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三时五分），并升国旗（三时八分），同时奏《义勇军进行曲》，鸣礼炮（三时九分至十三分）”。 在第四项程序中，共进行了两个议程：一是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二是大会主持者林伯渠宣布，“升国旗”，同时奏国歌，鸣礼炮。 整个程序从三时五分到十三分，共八分钟。由此可知，三时二分到三时五分是第二和第三项议程所用的时间。 “五、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三时十四分至二十五分）。 按照杨克煌先生的记载，这项议程共进行了十一分钟。毛泽东以大约每分钟70个字的速度，宣读了共771个字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名单等。 “六、阅兵。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检阅（三时二十八分至五十九分）。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下达阅兵命令（四时）。3.进行分列式（四时至六时）”。 据新华社十月一日电报道：“毛主席宣读公告完毕，阅兵式开始。阅兵式由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任检阅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任阅兵总指挥。朱总司令驱车检阅各兵种部队回到主席台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受阅部队随即分列经主席台由东向西行进，前后历时三小时。” 据杨克煌先生的记载，全部阅兵从下午三时二十八分开始到六时结束，共进行二小时三十二分钟，（其中“分列式”占去了二小时）。这与新华社十月一日电文所说阅兵“前后历时三小时”的“模糊”时间，相差了二十八分钟。 另据新华社报道：“阅兵式接近结束时，天色已晚，天安门广场这时变成了红灯的海洋。无数的彩色火炮从会场四周发射，欢呼着的群众在阅兵式完毕后开始游行。当群众队伍经主席台附近走出会场时，‘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入云霄。毛主席在扩音机前大声地回答着：‘同志们万岁！’毛主席伸出身子一再地向群众招手，群众则欢呼鼓掌，手舞足蹈，热情洋溢，不能自已。当游行的队都已有秩序地一一走出会场时，已是晚间九点二十五分。举着红灯游行的群众像火龙似的穿过全城，使新的首都浸在狂欢里直到深夜。” 而杨克煌先生在第七项的标注如下：“七、游行（六时至九时十分）”。也就是说，按他的记载，整个游行从晚六时开始到九时十分结束，共进行了三小时十分钟。新华社报道的 “九点二十五分”结束时间，比杨克煌先生的晚了十五分钟。至于庆典总时长，按照杨克煌先生的记载，从下午三时二分开始到九时十分结束，共进行了六小时八分钟，总计368分钟。 在当初的环境和条件下，庆典不可能具体细致到有专人去记录各项程序开始的具体时间，而杨克煌先生则在分外做了这件事情。世上竟有如此“有心”之人，令人不得不敬佩之至。不论杨克煌先生的记载是否准确，但毕竟是一位代表亲临现场的“见证”，为开国盛典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不可多得的”的“见证”，为开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份独特的“史料”。 ■周恩来摆了64桌的“开国第一宴”？ 存疑！群众游行尚未结束，代表分身乏术 藏品名：《聚餐通知》 年代：1949年9月30日 规格：长19厘米，宽10厘米 藏品说明：似信封般大小，白纸竖行铅字打印。 《聚餐通知》原文如下：“本日（三十日）散会后请到北京饭店楼下礼堂聚餐，兹送上入席证一张，请凭入席。此致敬礼。招待处。九月三十日”。 与通知一起发放的还有一张“入席证”，似今天名片般大小，规格为长9厘米，宽5.3厘米。上面书写了如下内容“入席证。第一餐厅，第五排，第259号”。“通知”及“入席证”清楚地说明了“聚餐”的时间、地点和座位。从标明的“259号”座位，可以看出“通知”和“入席证”是发给杨克煌先生的，其号码与杨克煌先生开会的“签到卡”号码是完全一样的。 参加政协大会的代表们在会议期间，吃了什么，在哪儿吃的，怎么吃的，没有见到相关史料，全国政协办公厅组织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的三大册《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聚餐通知》和《入席证》告诉我们，9月30日大会结束后，大约晚上八点左右，在北京饭店楼下礼堂进行了“聚餐”，参加人员是否会议全体代表，通知没有具体说明，但人数肯定不少，否则不会在北京饭店礼堂进行，也不会专门下发“通知”和“入席证”。至于刚刚选出的中央政府领导人是否出席了“聚餐”,是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笔者全然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记载和报道。 此外，网上和不少报刊刊载的，10月1日晚7点至9点由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的64桌“开国第一宴”，除毛泽东临时有事未参加外，其他主要领导人都亲临宴会与贵宾把酒言欢。不知道这样的消息从何得来，按照杨克煌先生《典礼程序》的记录，10月1日群众游行一直到晚9点10分才结束，代表们不可能同时既在天安门观礼，又在北京饭店享受国宴吧？ 而且，如果新的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真的在9月30日或10月1日举行过盛大的“开国第一宴”，当时的报刊不会不有所报道，《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中也不应不有所记载，因为这不是普普通通的“一顿饭”。 ◆收藏故事 改朝换代常有 开国物证罕见 《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上面没有签名和发文单位的印记，无法认定何人所发，属何人所有。因其是与杨克煌先生参加观礼的《请笺》等其他三份“纸片子”粘在一起保存的，我们可以暂且认定为庆祝大会筹委会所发、为杨克煌先生所有。 至于《观礼通知》、《观礼请笺》、《典礼程序》这些“纸片子”，同样来自于潘家园。不过不是来自地摊的烂纸堆里，而是有名的“卖主”的“好东西”，要价不菲，因为“好东西就得好价钱”。犹豫再三，还是“拿下”。不为别的，只为这是一个历史，只为这是一个“好东西”。历史上，改朝换代 “登基”的开国大典很多，但除了书上的记载，又有多少“大典”留下了这样的“纸片子”呢？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远不是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它是从未有过的“民主共和国”。记载这一大事件的“纸片子”谁又能说它不珍贵，能说它不是“好东西”呢？ 《聚餐通知》这些“纸片子”连同其他有关政协一次会议的文书，是2005年7月2日，笔者在潘家园地摊，花200元“一堆撮”买的一麻袋“废品”中一张张挑选出来的。之后，用一周时间整理后写下了“提要”和“登记”。 ■供图/宗绪盛（除署名外） ■本系列至此刊登完毕，谢谢关注。 |
| 作者：三十年代 提交日期：2011-02-21 00:49:45 |
| 不知何故，只找到这么四篇。 |
| 作者：三十年代 提交日期：2011-02-21 00:52:03 |
| 看副刊想到的(2011-02-05 20:24:38)转载
看副刊想到的 从初一那天起，北京青年报开了个‘新春联读栏’登“小纸片大历史”系列文章。宗绪盛先生写的；今天（初三）登的‘之三’。叙述宗先生在双龙旧货捡漏儿，捡得故宫古物南迁时的《点收清册》和《展品清册》的情形。经先生整理考证写成这篇文章。为防备日本侵略造成文物损失，不得不把文物转移到安全地带。这是项大工程，量大，庞杂，路长，任重。发运接收，完善保管。主事经手的，要学识，要责任心；要有对先人遗留的热爱和敬畏。从发运到点收，有一整套严密手续，造册归档；这些文书的细致、严谨、完备，证明着前辈们工作的尽心竭力，尽职尽责。而环境是动荡不安，常人几乎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却有条不紊，严格认真，刻苦工作。与今日“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闲散舒适从容，是天壤之别了。他们是当年的文保干部，称职。放在当下，堪称学习雷锋的模范、先进工作者、模范党员。如宗先生说的：文物有情，人亦有情。 宗先生也有疑问：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宝贵的《点收清册》和《展品清册》，是怎样流散出来，到了收废品的手里。又是怎样到了地摊，成了市场上的文物呢？ 这疑问，并不叫人惊讶。这样的事见多了，而且不自今日始。 近的，前几年。潘家园卖杜高（右派，后为戏剧家协会党委会书记）的档案，李辉买去；经杜高同意，编成书出版。报国寺地摊也有应该国家完好保存的资料出售。虽没有文物清册金贵，出于对个人的尊重，这情形，是欠缺。管事儿的该管，没管。 远的，1958年。造纸行业，回收废纸当原料。大量的珍贵书籍、文书、字画，做了纸浆。木版印刷，品相完美的整垛整垛的古书被打成浆。当年4月8日，北京日报以“莫把珍珠混鱼目”的标题，刊登读者来信，呼吁手下留情。1949年以后，从香港回来的叶恭绰，当了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57年当了右派。他家的东西也进了造纸厂。米市胡同康有为故居，他题字；南横街粤东新馆，他写大段说明。都临街挂门外。过来过去，老看。对老先生印象深，一见有关他的，就格外留意。变成纸浆的，有先生自印的信纸信封，浅色大字：遐庵自用。叶家的分家单（分开单过的文书，可惜没细看，不记内容了）。字画，诗画集，16开本，油印。那些前朝遗老，难忘旧时乐事。吟诗作画，又不能在印刷厂印制。只好找誊写社刻蜡板，油印。诗文还行，模糊，能辨认。国画，就没法看了。何香凝的画，就这麽印过。叶家的废纸差不多两卡车。 公家如此把前人的遗留（珍贵的不珍贵的），当废物丢弃。自有深层原由。 私家也如此。前几年孔夫子网，拍卖家信。兄弟情深，而生活又常使人“动如参与商”；三四十年前，只能靠书信说情况沟通。哥哥收到信，当宝贝存着。一存四十年，死后儿子们清理遗物，叔叔的信，都是废纸；留着占地方，送废品站能换钱。这些信到了潘家园，有人买去，挨着看，连贯成故事。写个短广告，网上拍卖。这些不肖子孙，把父辈珍视的一切。看做废物。不尊重别人，更不知道尊重自己。除了钱、物质，不知世间有人的价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907e190100p3gg.html |
| 作者：注注 提交日期：2011-02-21 07:24:41 |
| 一共六篇，我把原报留起来，有意思。 |
| 作者：lcw010 提交日期：2011-02-21 07:57:52 |
| “看副刊想到的”作者是谁？ |
| 作者：hycirin 提交日期：2011-02-21 09:09:40 |
| “不尊重别人，更不知道尊重自己。除了钱、物质，不知世间有人的价值。” |
| 作者：薛典 提交日期：2016-09-24 17:16:01 |
|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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