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巴金《随想录》创作完成30周年,巴金故居主办了“讲真话——纪念《随想录》创作完成三十周年图片文献展”等系列纪念活动。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怀念萧珊》是《随想录》中的名篇。“文革”中,萧珊因巴金而受到牵连,夫妻俩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萧珊身患绝症,却得不到及时治疗,最后连诀别的话也没留下一句就离开人世。尼采谓一切文字,余爱以血书者,巴金悼念亡妻之作,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我藏有萧珊去世当年写给“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信,钢笔,宣纸八行笺,横16.2厘米,纵27厘米,可以和《怀念萧珊》参看。
运燮:
连收三信,一直没有给你写信,春节后我身体一直不好,做过种种检查,最后连连发热四十余天至今未退,举笔有千斤之重,如果上海不看中我,过一两月我一定好好给你写信。盼将此情顺告查诗人。找到一本唐诗三百首,是我女儿,先寄给你,目前我也无法寄别的诗集给你。
珊 六月廿日
信中提及的“査诗人”就是査良铮,即诗人“穆旦”,他和杜运燮都是萧珊西南联大时的同学。萧珊和穆旦交谊极深,曾经给予穆旦极大帮助。巴金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给穆旦的回信中说,萧珊“在病中还几次谈到您,还想找两本书寄给您(《李白与杜甫》)”。
这封信是萧珊一九七二年六月廿日写的,离她去世(八月十三日)不到两个月,距她入院仅一个月零三天,很有可能是萧珊的绝笔。从信中可知,萧珊这时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巴金在《怀念萧珊》中这样具体描述妻子的病情:“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车去看病,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两个月以后,杜运燮再次收到上海的来信时,信封上不复是熟悉的萧珊的笔迹了,寄信人位置显示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部队李缄”。内文如下:
杜叔叔:
你好!看到这样陌生的笔迹,你一定会感到意外,但看了这封信,你将更感到意外。我是替妈妈写这封信的。她再也不能和你们通信了,她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谁也料不到死神竟这么快就落到她身上,以致我们都没来得及和她诀别。然而对她来说,却是件不幸中的幸事了,她死得十分安静,没有任何痛苦的挣扎,就如睡觉一般,这也算是留给活着的人们的一丝安慰。
妈妈常说: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到你那儿去住一段时候,分享一下“田园生活”的乐趣,畅谈一下离别后的情景,但这却成了遗愿。你最近的那封信,她没看到,你的喜讯,她听不到了,但你们几个老朋友给她的一些信,却给了她很大的安慰,记得她在病床上还曾开玩笑地说过:要是“上帝”不召她回去的话,她一定要去看你们,事情的变化是这么的出人意外,连续二个月的高烧耗尽了她的体力,最后医生诊断出是肠癌,但已广泛扩散,并已转移到肝,7月23日送进中山医院,医生想尽一切办法给她治疗,输入了大量的血和葡萄糖,但因她身体太虚弱了,所有的器官都失去了活动能力,入院只有短短的三个星期,她就离开了人世,死亡原因是“全身衰竭”。已于8月16日下午在龙华火葬场火化。
基本情况就是这些,妈妈的其他朋友处,我就不再写信了,希望你能转告一下,特别是以后如有机会见到汪叔叔,你就说,妈妈对他不给她写信,很有意见,直到临死前还提起过这事。家里其他人都还好,望你能像妈妈在世时一样给我们写信。
祝
好!
小林 8.28
信中“是肠癌”、“7月23日送进中山医院”、“8月16日下午”这三处加了下划线。杜运燮并在信末注明“据巴金同志告,她是1972年八月十三日去世的。”
巴金在《怀念萧珊》中这样描写“以致我们都没来得及和她诀别”的永生之痛:
“听说她的确也“没有临终的挣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子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地“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信末提到的“汪叔叔”,应该就是汪曾祺。汪曾祺和杜运燮、穆旦都是萧珊西南联大时的同学。1939年,萧珊考入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初到昆明时,她借住在沈从文先生家里。热爱文学的萧珊和杜运燮、汪曾祺等当时都是学校冬青文艺社的成员。汪曾祺一度是巴金家中的常客。多年以后(一九八九年),汪曾祺在《寻常茶话》一文中还回忆道:“一九四六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工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工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四十三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也没有喝一次工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
萧珊不在了,穆旦不在了,汪曾祺不在了,杜运燮不在了,巴金不在了。都不在了。
“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是的,在一起。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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